典子哥叫陈国典，原前线话剧团著名演员，离开我们已经9年了。他不仅戏演得好，还耿直爽气，爱帮助别人，大家都称他典子哥。

典子哥最早应是福州军区文工团的话剧演员，1985年福州军区撤销后，他作为优秀演员来到前线话剧团。我同典子哥开始熟悉起来，是前线话剧团排演大型话剧《虎踞钟山》时。他在剧中扮演骑兵司令崔保山，荣获第八届文华表演奖。该剧后来进京演出，继而在全国演出100多场，影响很大。在去北京演出之前那阵子，应当是1997年的夏天和秋天，该剧进入紧张的排练和试演阶段，那时我还没有分管文艺，在军区文化部当文化干事，负责部队的文化工作。一个天气比较热的晚上，前线话剧团给军区首长进行《虎踞钟山》汇报演出，地点在卫岗前线小礼堂。

这个礼堂是20世纪50年代的房子，比较简陋，舞台设施也很简单，像砖瓦结构的工厂的大型车间。剧中有个细节，是典子哥要开枪把国民党军挂在旗杆的旗子打下来。本来典子哥手中的枪一响，那面旗子就应声掉下来的，但是在演出过程中，机械出了故障，枪响之后，旗子没有掉下来。典子哥急中生智，补了一枪并加了一句台词：“你还很顽固，枪都打不下来？”之后，他再补一枪，纵身一跳，把旗子扯了下来，但脚底一滑，摔了一跤。

那一跤摔得可不轻，身体是侧着着地的。典子哥重重地往下蹲了一下，然后噌地站起来，接着把戏继续演下去。直到演出结束后，他大喊一声，提出要赶快去军区总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到了医院之后，我们才知道他胳膊已经摔成骨折。

几天之后，剧组根据军区主要首长指示要去扬州等地部队进行试演，考虑到典子哥的病情，决定他不要去了，启用B角。典子哥则不同意用B角，坚持自己上阵。于是，他带着打了石膏的胳膊，吊着绷带，一直跟着剧组把剧演完了才回团。这大概持续了10多天，他顶住了生活和演出上的诸多不便。

我当时对他这种行为感到挺诧异，以为他是好表现、想出风头，想得到领导表扬或立个三等功什么的。后来有一次我们俩同在机场待机，我便试探着问他，他边回答边比画：“小柳，你现在还年轻，不理解我们做演员的人，我们把演戏当成打仗。”稍作停顿，他又说：“我就是应该把演戏作为打仗一样去完成。身体的伤痛和不便，我都能忍着、能克服。只有这样，我才尽到了一个军人、一个演员所应尽到的责任。”

听了他的自白，我很自责，也很感动。自责的是我把他的境界看低了，感动的是他的军人气质和内涵，特别是那种天生的勇敢和正气。我也开始理解真正的演员所应具备的职业操守。

典子哥第二件让我难忘的事，是一句台词引起的。这句台词来自前线话剧团另一部话剧《“厄尔尼诺”报告》。该剧写的是改革开放大潮中，一名军队离休老干部家庭的裂变故事。典子哥扮演的离休老首长叫郭海，有3个女儿、3个女婿，当团长的二女婿在部队改革中因为私心重，把整编部队的汽油处理了，得了不少非法收入，犯了经济错误。剧中有个二女婿回家找二女儿要钱的细节，二女婿准备把贪污的钱还上，二女儿舍不得把钱给他，因此两人在家里为钱争扯，把钱撒了一地。此时外出归来的父亲郭海面对这样一个场面，扯开嗓子大喊：“这么多的钱，哪儿来的，是挣来的吗？”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台词，让我和很多人一样，久久难忘。典子哥当时喊的那一嗓子，独特而凄厉，让人印象深刻。钱同劳动和汗水的关系、钱同党性和人性的要求，让这样的一个声音进行了极其特别的演绎和注释。所以说，艺术家炉火纯青的表演，哪怕一句台词、一个细小的动作，在不知不觉间引起观众内心的震动，影响却是深刻和长久的。这是艺术家的魅力，也是艺术的魅力。

那年冬天，在一个稍微清闲一点的场合，我同国典说起并讨论这件事。他一脸的轻松和好奇，并反问道：“有吗？”隔了几分钟之后，他告诉我，那一声喊，他确实练了几十遍，不仅是这一句，其他台词也是这样，只不过这一句当时决定要练到让观众真的有心理反应、让观众真的要记在心里。

后来，我把典子哥的这样一种“叫喊”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黄金的比喻进行了比照，得出了教育同场景和声音等有极大关系的一些想法，也许我们在进行警示和廉政教育的时候应当把典子哥这句愤怒的叫喊用上，或许能有很好的效果和作用。而我对典子哥更深的尊敬，也是从他认真对待台词这样一些细小的职业元素而进一步升华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训练中确实应当像国典老哥那样，对任务有更深刻的理解、有创造性的探索、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好不同的角色与职责，才能取得可喜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