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自诞生以来一直就是中外状摹英雄形象和传承英雄情结的重要载体。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艺术创作历程中，英雄形象的塑造和表达始终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跃动在银幕上，对其流光溢彩、气象万千的发展道路进行回首、检视与反思，将对我国未来英雄题材电影创作的演进和提升，提供必要的思想启发和艺术镜鉴。
一部英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族精神成长史。1949年以降，伴随社会主义制度在华夏大地生根拔节，我国亿万群众的价值观发生深刻变迁，与之相适应，新的审美观也逐步树立，游手好闲的富家公子和花枝招展的豪门闺秀遭到人们的藐视和鄙弃，而勤笃勇毅、善良淳朴的普通劳动者成为人们褒扬和推崇的对象。此时的观众已不再是解放前高踞于城市中上层的达官显贵和小市民，而是战斗和劳作在城乡不同战线的数以亿计的共产党人和劳动群众，由衷祈盼在银幕上索求中国革命趋向成功的内在因由，真诚希望从电影中获取生活生存的根本支撑，深切期冀通过电影提高自身思想素养和文化素质。
在这种呼唤英雄主义情怀的特殊历史语境中，《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平原作战》《战火中的青春》《林海雪原》《烈火中永生》《暴风骤雨》《红旗谱》等电影应运而生，并成功塑造了赵勇刚、江姐、赵玉林、朱老忠等英雄群像，特别是那些将个人追求融入社会理想、充满历史温度和人性灵光、体现“寓教于乐”的叙述方式，让观众为之振奋和欢悦。鉴于这一时期的很多电影顺应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对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心理想象，因而被电影理论界称为“红色经典”，其中的英雄形象承载着观众的审美期待，对英雄与人性、革命与爱情的复杂关系给予富有生命动感的诠释，从而营构出既有特定历史内涵又有丰富精神意蕴的崭新艺术世界。
毋庸置疑，这段时期电影创作总的基调和主题是革命和劳动，满怀激情地讴歌了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时代英雄为实现社会理想而英勇献身的壮举，银幕上展现的气壮山河的血性和气冲霄汉的气概，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达和反映。这在新中国成立早期对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品格、铸塑健朗高尚的审美情趣等方面，发挥了培根铸魂的积极作用。
但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电影题材的匮乏和电影语言的相对单调，使得英雄形象稍显脆弱与单薄，影响了电影文化意蕴的拓展与开掘。英雄绝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固化标签，同样也是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憾的普通人，如果人为地拔高和简单地放大其优长，那么创作出来的电影的说服力也要大打折扣。进入“文革”时期，电影成为“样板戏”的翻版，英雄形象的塑造落入戏曲模式和机械套路，以理性排斥情感，以共性吞噬个性，程式化、脸谱化成为其主要美学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银幕上的英雄题材逐渐转向与人们生活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现实，人物形象日趋丰满、可感可亲，这种可喜变化是巨大社会变革酝酿并催生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成为我国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生活的主题。电影作为一种高雅艺术形式与大众审美文化，呈现的时代英雄除了有亮丽品质和高洁操守，其丰富的情感和朴实的言行更能打动和征服观众。英雄题材电影的转型和变化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一是更加注重对感情氛围的营造和渲染。政治意蕴与观众情感相融合、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绪相融汇，是《周恩来》《百团大战》《焦裕禄》《蒋筑英》《孔繁森》《铁人王进喜》《钱学森》等主旋律影片的叙事依托。在电影中，当人们看到十里长街数万民众哭送总理英灵时、看到彭德怀在雨中等候从前线归来的左权时、看到焦裕禄病重期间用钢笔顶着肝部办公时、看到英年早逝的蒋筑英生前对子女的一片深情时、看到孔繁森将藏族老阿妈的双脚放进自己怀里时、看到王进喜为相濡以沫的妻子洗脚时、看到钱学森充满感慨地对妻子蒋英真情告白时，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惜和感动涌上心头，观众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眼泪。正是在这些时代英雄身上，凝聚和彰显着进步的思想和优秀的品德，这思想和品德植根于大地，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所思所想所爱所系息息相通，因而也易为观众所接受和认同。这些影片中的英雄塑造逼近生活肌理，内蕴着对精神境界的现实处理与诗意升华，立足于观众可感知可理解可效仿的基点之上，观众在情感激荡与心灵震撼中自觉吸纳与认同时代英雄的精神品格。
二是更加注重对现实社会的反映和再现。一部表现时代英雄的主旋律片要去影响和感染观众、引发观众的关注和共鸣，前提在于首先让观众对影片所描绘的社会人生有一种认同感，这就需要影片直面客观真实的社会环境，哪怕是严酷、危殆、困厄、痛苦的社会人生。时代英雄与平常百姓生活在同样的社会里，其生存情境、情感、欲望、需求也是普通人随时经历和常常遇到的，因此，从社会一隅最普通的凡人小事切入，用时代的先进思想和优秀精神去烛照点绘这些日常生活，就能给观众以深刻把握社会人生的诸多启迪。例如，《战狼》和《湄公河行动》对边境贩毒现象猖獗的深刻揭露，《黄大年》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念裂变的深透描绘，《唐山大地震》对惨痛的自然灾害的悲切回忆，《无问西东》对时代变革中各种矛盾的无情袒露，这些社会现实都是电影塑造时代英雄形象所无法回避的，也是当今人们感同身受的。只有让观众从变动不居的大时代各层面各角落的人文景观中，时时感受到英雄的坚定立场和博大胸怀，才能使影片透射出强烈的感染力、亲和力。如果依然用主观臆造的、率性演绎的现实去应付观众、蒙骗观众，观众只能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
三是更加注重艺术手法的创新与突破。在《大决战》《大转折》《建国大业》《建军大业》《我和我的祖国》等反映老一辈革命家精神风貌的影片中，那些对天风海涛、江河汹涌的自然情景的特写，那些对硝烟升腾、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的航拍，给观众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云水谣》中的幽长古道、百年老榕、神奇土楼、灵山碧水，让观众仿佛进行了一次身临其境的游历。此外，诸多主旋律影片都以精巧的构图、优美的音乐吸引着观众。简而言之，当下以刻画时代英雄为主题的主旋律影片的观赏性大幅提升。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英雄题材影片在创作上侧重于人物的思想理念与行为取向，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的影片则倾向于时代英雄的价值追求、情感变化和心理趋向，同时又注重对其思想行为内驱力的解读，从而启发和引领观众弘扬正义正气、守护家国安然。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可敬可爱的时代英雄银幕形象引导一代又一代人沿着正确人生道路健步行走，更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滋养。英雄主义是新中国电影艺术的风骨，失却风骨便失却了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