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郑板桥的一首咏竹石的题画诗，其寓意深刻、家喻户晓。同时，他又在另一首自题书斋联中写道：“咬住几句有用书，几可充饥；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咬住”与“咬定”，虽一字之差，但均道出了一个人对真理学思悟践的深刻认识。

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书籍既可以令人乐以忘忧，如入精神桃花源，恋恋不舍；也能发人深省，影响甚至改变一个人的一生。读书虽不一定能立即转化为物质财富，但一旦真正“咬住”就能转化成巨大的精神力量。吕蒙因浸润诗书，而“不复吴下阿蒙”，给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感 ；陈望道沉浸在品读和翻译《共产党宣言》的忘我境界之中，即使蘸着墨汁吃粽子也津津有味，让后人从他的故事里品咂出了信仰的甘甜。

“咬住”几句有用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网络传播的便捷，我们读到的书、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多，各种“心灵鸡汤”“名人语录”莫衷一是，令人目不暇接，但滤尽浮华，剩下的也难得几句“有用书”。有的人看似读破万卷书，但记不住、更“咬不住”，依旧书是书、人是人；有的人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读什么都是“一目十行”，做什么都是“蜻蜓点水”，无法“咬住”有用书；有的则爱钻研“潜规则”，把“厚黑学”奉为圭臬，导致价值观扭曲、行为精致利己。

“咬住”有用书重在辨识，贵在坚守。对共产党人来说，最该“咬住”的“有用书”便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并坚持以一生去坚守。刘伯承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在1923年退出军阀部队、重新寻找革命道路时，曾有朋友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却认为“不能一见旗帜就拜倒”，决心“极力深研”以“定其方道”，并悉心研学马列主义，与吴玉章出川考察革命形势、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后，于1926年5月入党，并终其一生都坚守着自己的信仰。刘伯承对信仰“咬住”谨慎，“咬定”之后则坚持不懈。起义中，他面对10倍于己的围城敌军，“气壮山河，只知革命不知其它”；起义失败后，他更是表示“就是讨饭，也要找到党”！

心有所信，必致以行。如果说，“咬住”是从书中得来的智慧，“咬定”则是在实践中展示的力量。长征中的红军战士大都出生贫苦，没读几年书，他们“咬定”的不过是“跟着走”这样最朴实不过的道理。电影《我的长征》中，红军战士王瑞，其父在湘江战役中被炸死，他选择了跟着姐姐所在的队伍继续走；穿越彝族地区时，姐姐也牺牲了，他选择跟着姐夫所在的队伍继续走；飞夺泸定桥战斗中，作为先锋队员的姐夫掉进了湍急的河水中。年仅16岁的王瑞在亲人全部阵亡后，仍对毛主席说“还是跟着走！”一句“跟着走”展示了无数革命先烈坚如磐石的信念和革命到底的定力，蕴含着“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抱负，彰显着“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血性，寄予着“人间遍种自由花”的理想。

现实中，个别入党积极分子入党动机功利化，只为求职、升学、获得某种利益而入党；有的身份上虽已入党，但思想并未“入党”。因而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历程中淡忘初心，在面对进步受挫、职务到顶、糖衣炮弹等考验时定力不足，甚至滑向违纪违法的深渊。在人的思想日益多元，社会诱惑日益多样的今天，每名党员都要在深学细研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意识，不断加强学习，进行思想改造，用以武装头脑，付诸实际行动。真正让理论之光化作“咬定”信念的根本动力，化作人生路上抵御风险和诱惑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