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38年，唐太宗李世民给群臣出了一道思考题：“创业与守成孰难？”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因曾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故而认为：“草昧之初，与群雄并起角力而后臣之，创业难矣！”侍中魏征却有不同见解：“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艰难，失之于安逸，守成难矣！”

基于实践阅历、理论水平、思想角度的不同，一道思考题当然可以有若干不同的解答。但面对两位重臣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又该如何评判呢？李世民坦然亮出了自己的态度：“玄龄与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创业之难。征与吾共安天下，常恐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难。”如果话仅仅说到这里，不过是半斤八两，不偏不向而已。关键是他后面的话：“然创业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

李世民的话颇具辩证思维：创业固然不易，守成更难。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帝王创业之初，苦哈哈，穷兮兮，没有骄奢的资本，没有享乐的条件，要想改变现状、出人头地，自古只有一条路——要苦干。这种境况下，创业虽“出百死”，却始终处于上势。而守成却不一样，有“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有“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还有足以让其精神麻痹的吹捧逢迎。这种境况下，守成可谓“祸乱”四伏，稍有“所忽”，便陷入颓势，且越陷越深。

纵览历朝各代，当创业功成名就，真正能守住初心者几希。商纣王帝辛，今日人人知其为暴君，但他即位之初亦曾十分节俭，吃粗茶淡饭，穿麻衣布履，勤于政务，所以万民乐业，八方宾服。后来得了臣下献的一个金碗，从配象牙筷开始滑入泥淖，穷奢极欲，纵情淫乐，结果众叛亲离，百姓怨恨，在姬发大军面前，只好独登鹿台，“自燔于火而死”。唐明皇李隆基，登基之初励精图治，刻厉节俭，颇有明君范儿：生活上，他“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玉锦绣”；政治上，他虚心纳谏，勇于接受臣下监督，并重用“为人峭直，不干荣利”的韩休为相，从而创造了著名的开元之治。但执政后期，他也如商纣王一样，整日沉溺于享乐之中，奢侈之风越来越盛，到头来落了个“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的结局。

其实，守成之所以难，就是因为在成功面前，人们大都选择了安逸，不愿继续奋斗。从本质上讲，最终是在安逸面前吃了败仗，自己打败了自己。“胜人者力，自胜者强。”创业之难，难在“胜人”，与天斗、与地斗、与敌斗，每每会生发出一种“其乐无穷”的成就感；而守成之难，克制自己“行恣睢之心”的欲望，过好“权力关”“金钱关”“美女关”，难在“自胜”，没有一种以苦为责的境界，没有一个以苦为荣的胸怀，是决然做不到的。李世民就是一个典例，虽然他深谙“骄奢生于富贵”的道理，并发出“守成之难，方当与诸公慎之”的号召，但自己最终也没有跳出“失之于安逸”的怪圈。公元648年（即其临终前一年），他亲自为太子李治撰写了《帝范》12篇，其中明确写道：“吾居位以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

李世民早已走进历史，但“创业与守成孰难”的历史启示，迄今仍然鲜活。概而言之：抑制安逸惰性，没有休止符；破解守成之难，须得终生防微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