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人数不足3万。这支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队伍，衣衫褴褛、饥寒交迫，毛泽东不得不向红二十五军借钱。尽管徐海东倾囊相助，但无疑是杯水车薪。从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到每一位官兵，只能勒紧裤带过日子。毛泽东每月仅有5元菜金，招待客人要从他的伙食标准中扣除，因此有“来贼不怕来客怕”的说法。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共产党人坚持全面抗战的主张，偏于一隅的延安受到国内外高度关注。许多人向往延安，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延安，这中间包括不少的外国友人和华侨。当时延安极度艰苦，自然没有好茶饭招待客人。但是，客人们并不计较，反而被我党我军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

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笔下，现实生活中的共产党人那么朴素、奋发向上、和蔼可亲。毛泽东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土炕；财政部长林伯渠身穿一套褪色的制服，红军帽的帽檐软垂，慈爱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子已经断了，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同部下一样仅有两套制服，另有一件用缴获的降落伞布做的背心，伙食也同部下一样……感慨之下，斯诺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称之为“东方魔力”，并断言这是“兴国之光”。

1940年5月，延安迎来一位特殊的客人——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当他第一次走入杨家岭毛泽东的土窑洞里，眼前的景象让他深受震动——墙上一张地图，地上十几把高低不一的木椅子，配一个农家的大木桌子，“盖甚简单也。”吃饭时，毛泽东在窑洞露天场地招待陈嘉庚。桌面陈旧不堪，只能用报纸遮着；饭菜上桌，只有白米饭和洋芋、豆腐等陕北农家菜。唯一的美味佳肴是一只鸡。毛泽东解释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大娘知道我有远客，特地送来的。母鸡正下蛋，她儿子生病还舍不得杀呀！”

此情此景，让陈嘉庚内心更加震撼。这就是中共领导人的待客之道：既热情，又简朴。虽然近乎“寒酸”，对朋友却是满满的诚意，内心充满乐观与自信。而在不久前，他在重庆见到的是战时陪都的觥筹交错、纸醉金迷。两相对比，这位南洋富商对蒋介石的帝王做派、对国民党的奢靡挥霍极其失望，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则充满敬意，一扫对中国前途的悲观心理。回到南洋，陈嘉庚对华侨作了长达3小时的演讲，高声呼喊：“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不搞特殊，与广大军民同心同德、和衷共济，不但度过物质极度匮乏的艰难时期，而且赢得了民心、凝聚了人心。特别是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延安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赌博、没有娼妓等“十没有”，正是这种清风正气，吸引无数向往光明的爱国青年来到这片圣地投身革命，也让不少外国人惊叹不已。

当年，斯诺来到延安后不久，他的夫人海伦也来到延安。通过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共及红军领导人接触，海伦发现，他们身上不只有勤勉、节俭、温和，更有新思想、新精神，是开辟新天地的一群人。她发现了奥秘——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个人社会名望的上升和他降低自己生活标准的能力（在低标准情况下仍能保持工作效率不变）正好成正比。

战争年代，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坚持与群众同甘共苦。革命胜利之后，尽管物质生活状况有了较大改善，再不用“来贼不怕来客怕”，但他们依然过着俭朴的生活，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这是对中华民族崇俭戒奢传统美德的坚守，是对我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弘扬。一个终生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人，一个始终把自己看作人民中的一分子的人，决不会贪图享受、搞特殊化。或许他们一生都过着清贫的生活，在物质方面仅以维持生命和保障工作为限度，但他们的品格纯洁如冰雪，他们的精神高耸入云霄。

美国教授莫里斯·迈斯纳在其专著《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认为“延安时代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神圣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这是“一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统”。今天，我们不用为缺吃少穿而犯愁，也不用为来客而犯难，但仍须谨记方志敏烈士的话：“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艰苦奋斗的精神、崇俭戒奢的生活态度，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和丢弃。一辈子坚守初心，我们才能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