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大决战》，以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将波澜壮阔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全景展现于荧屏之上，是庆祝党的百年华诞的诚意之作。全剧将翻天覆地的历史洪流与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有机融合，形成史与诗的恢宏交响。

从叙事手法来看，电视剧《大决战》注重平民叙事，对战争中普通士兵和百姓的命运进行了深入塑造和细致刻画，突显人民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体作用。在剧中呈现的英勇奋战、不畏牺牲的解放军基层指战员以及奋不顾身、日夜操劳的支前群众中，既有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如东北民主联军（后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3纵队20团9连指导员赵绪珍以及连队战士房天静，淮海战役中因抢救伤员壮烈牺牲的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员陈洁，以及高玉宝、梁士英、焦裕禄等家喻户晓的名字，还虚构了一些小人物，使全剧的情感内涵和感染力更加丰富细腻，使整个战争画卷更加鲜活生动。

剧中塑造的一些小角色让人印象深刻。比如从国民党军队俘虏的“解放战士”，曾被他们的长官肆意欺侮，被最昂贵的装备包装成最廉价的战场炮灰。而当他们加入人民解放军后，在我党我军优良作风的影响下、在身边战友的感化教育下大彻大悟，在战火硝烟中逐渐转变成长为合格的解放军战士，毅然投身于打碎旧山河、建立新中国的革命战争洪流。

从剧作结构来看，整部剧除表现三大战役的激烈战争进程之外，将国共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外交等方面的理念举措也展现得较为全面，使观众能够更加客观地理解三大战役不仅是我党我军在军事、战略方面的胜利，更是在政治、民心等方面的全胜；反观国民党反动派，则是在上述领域的全方位破产。比如，整部剧用了10集左右的篇幅，铺垫国共双方于三大战役打响前在政治方面所做的准备。第一集即呈现了重庆谈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表明抗战后国共双方鲜明的政治立场：中国共产党切实将天下苍生和人民福祉放在首位，一切都是为和平建立新中国与人民利益而来；国民党反动派则欲大搞独裁统治，“假和谈、真内战”的虚伪面目昭然若揭。

与中国共产党在决战前夕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建立和巩固解放区根据地，努力发展民生等举措相对应的，则是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民生方面的艰难竭蹶和每况愈下。国民政府官员普遍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贪腐成风，有的甚至在抗战刚结束时借整肃汉奸名义进行贪污而大发国难财。蒋介石将大量财政收入包括美国援助投入到扩军备武中，以此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即便是后来国民政府为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在全国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却终因滥发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引发大量城市中产阶级破产，使得民生更加凋敝不堪。

全剧的创作理念和精神内涵，最终都指向一个命题：大决战，为谁而战？又因何而胜？

剧中，毛泽东和蒋介石有一段对话颇值得回味——

“谈判是关乎全国人民的大事啊，委员长不着急么？”

“这次谈判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事情，是你和我之间的事情，不能让全国人民都来谈吧？”

“其实，真要是全国人民来谈，又有何不可呢？中华大地自古以来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即便是近代也都是某几个人说得太多了，而普罗大众说得太少了，话都说不上，又如何争取民权？又如何保卫自己的家园呢？”

简单一段对话，国共两党对待人民的态度一览无余。蒋介石的话，否认了人民的作用，将人民群众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也许用抗战胜利后时任杜鲁门政府国务卿艾奇逊的一段话，可从某个角度来解释国民政府背离人民所招致的后果：“在那些从日本人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

在剧中我们看到，农民出身的土改工作队长王翠云在吉林扶余成功领导了当地的土改，受到实惠的青年农民梁士英深受感动，毅然报名参加解放军；我党将土改政策推广到中原地区后，换来的是包括老发叔在内的千千万万农民，推着小推车争先恐后地帮助解放军运送支前物资……这些都阐述了“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就将支持和拥护谁”这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通过肩挑背负、小车推送运送大量物资，为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提供了巨大支持。在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中，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的是碉堡，中国共产党依靠的是人民。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我们的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电视剧《大决战》既呈现了伟人战略思想、宏大战争场面，又以细腻的创作手法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多角度、多层面地展现了政治社会背景和各种普通人的命运。全剧在礼赞英雄的同时，也唱响了一曲人民的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