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明朝已经风雨飘摇。在上一年中，九边精锐尽丧辽东，明朝在关外的领土只剩下山海关、宁远等地；关内的农民起义军已经席卷明朝腹地，围困中原重镇开封。一时间关中危急，京师震动。无将可用的崇祯皇帝被迫启用获罪3年的孙传庭赶赴陕西前线，试图阻挡起义军进攻步伐，挽救明朝颓势，潼关之战由此爆发。

首挫敌锋

李自成等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般的进攻，令明朝惊慌失措。孙传庭于4月赴西安到任后，慌忙着手进行应对：先是处决了不服从指挥的总兵贺人龙，起用起义军降将高杰为总兵；加紧屯田募兵，筹措军饷，以待时机成熟后再与起义军作战。但崇祯皇帝急于稳定中原局势，一再催促孙传庭出兵。孙传庭只得于当年9月率军向河南进发。

10月，起义军同明军在郏县遭遇。先击退明军先锋牛成虎部，后遭到明军伏击，损失千余人，李自成令起义军撤出战斗。明军随后争相抢夺起义军丢弃的物资，开始陷入混乱。李自成等率起义军回师反击，在罗汝才等部支援下大败明军。孙传庭率军经巩县败逃回陕西，一路士卒缺粮，只能采青柿充饥。

起义军挟胜利之威一路高歌猛进，先后又在汝宁（今河南省汝南县）、襄阳等地取得大胜，逐渐控制了黄河以南和湖广大部分地区。李自成册官封号、分置郡县、改革军制，准备向关中进发，大有一举而定天下之势。

再破明军

面对起义军浩大的声势，孙传庭在关中抓紧时间备战，企图扭转颓势。一方面，大肆招募乡勇、补充军队；另一方面，抓紧打造兵器，赶制装载铳炮、甲仗的“火车”3万辆，以对付起义军中最势不可挡的骑兵。尚未准备完毕，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6月，明朝升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再次令其出战。孙传庭只得整顿军马，于8月督总兵高杰、白广恩、牛成虎等，率10万部众向洛阳、汝州等地进发。

起义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明军则趁机收复渑池、洛阳、龙门、汝州等地。9月，在起义军叛将李养纯的引导下，孙传庭又攻破宝丰和唐县，将起义军任命的大小官吏和将士眷属尽数斩杀。此次进军看似顺利，但困扰明军的补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孙传庭本以为郏县屯有大批粮草，花费巨大代价将其攻克后，却仅仅得到骡、羊200只，于大军补给仅是杯水车薪。此时，粮道已被起义军刘宗敏部切断，明军士卒不堪饥饿，开始出现哗变逃跑现象。孙传庭不得已只得留河南总兵陈永福守卫郏县，自己与白广恩、高杰等分路前往关中迎粮。大军开拔后，郏县留守部队认为已被主力遗弃，也跟随撤退，陈永福无法制止。李自成趁机命骑兵发起追击，明军一路败退到南阳才稳住阵脚，双方随即爆发大战。陷入绝境的明军孤注一掷，接连冲破起义军三重战阵，与第四阵的精锐骑兵僵持不下，起义军遂集中兵力攻击白广恩部的“火车”部队。火车营由于训练不足，尚不熟悉战阵，在猛攻之下招架不住，随后波及骑兵，引发连锁反应，以至于全军崩溃。起义军穷追400余里，歼明军4万多人，孙传庭率残部奔入潼关。10月初，起义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

战法评析

作为明军主帅，孙传庭曾多次击退起义军。但孙传庭久疏战阵，对起义军战斗力的判断还停留在过去，未能客观清醒地估计战场形势。他对明军衰弱的战斗力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可谓“不知彼不知己”，已埋下了失败的隐患。在赴任前，孙传庭向崇祯皇帝保证“五千精兵足矣”，空自抬高了统治者的预期，使得后续战略方针的实施陷入被动。经过辽东战场的抽调和历次清剿起义军战争的消耗，陕西明军数量和战斗力都已大大衰减，堪战兵马不到3万，其余皆为新募之卒。火车营尚未练成就被迫投入战斗，原本用以克敌制胜的王牌反而成为弱点。整个战役期间，明军饱受粮草不足的困扰，严重制约了孙传庭的战术和指挥。在执行层面，因此时明朝的组织调度几近崩溃，拥兵自重的湖广左良玉部不听调遣，使战前明军南北对进的计划落空。唯一协助作战的陈永福部，最后也因粮尽不愿担任断后任务，从而加剧了明军的溃败之势。

此时的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战火淬炼，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对战争的筹划和驾驭能力已有了很大提升。特别是在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夏、秋季的整顿后，起义军已成长为一支编制齐整、军纪严明、组织有度的劲旅。在后勤保障方面，起义军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不仅兵士供给充分，马匹也能得到悉心照顾，同明军乏粮的境遇形成鲜明对比。在战术使用上，作为起义军首领的李自成坚持避实击虚，各个击破。在部分明军主力仍有一战之力的情况下，抓住其补给乏力这个弱点，主动避其锋芒，拉长明军的补给线，在其组织混乱时再行发起战斗，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南阳的战斗中，由于明军作困兽之斗，形势一度对起义军不利，但李自成临危不乱，果断调整攻击重点，最终抓住白广恩部的火车营取得突破，为整场战役的获胜奠定了基础。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起，孙传庭出潼关同起义军发生的一系列交锋，是明朝孤注一掷的主动进攻，这一尝试以关中失守、起义军获得全胜而告终。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