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前行的道路上，回头看看，才能发现走出了多远。
“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7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以今天看来属于常识的观点，掀开了法学界思想解放的一角。一封发自陕西农村的来信，充满了对文章作者的忧心：“我很钦佩你，但是很担心你被打成右派。”
1983年审议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当时有参与讨论的领导坚决反对“港监对船舶作出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如果不服，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我们是代表国家执法的，头顶上戴的是国徽，告我们，就是告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5年，行政诉讼法施行不久，四川夹江县技监部门因商标侵权查封了一家小企业，却被当事人以“涉嫌越权”告上法庭。各方质疑法院：你们法院怎么让“造假的”把“打假的”给告了？
2013年，备受关注的薄熙来案庭审微博直播。网络断线怎么办？出现错别字怎么办？济南中院相关负责人回想起来，至今仍然“后怕”。但是，6天186条微博23万字11张图片，成为司法公开重要节点。
几个事例，折射的是30多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突破观念重围曲折前行的不平凡历程。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事实上的法律，只有宪法、婚姻法等寥寥几部。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出台；1986年，民法通则通过；2007年，物权法施行……一部部法律从无到有，把改革开放的成果镌刻在光辉的法典之上。2003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2011年，新拆迁条例开始施行；2013年，修改后的信访条例施行……一个个标志性事件见证着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如果说17年前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是经过近20年思想交锋、现实倒逼的结果，那么，17年后的今天，我们党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则是一次自觉、主动的选择。如果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解决的主要还是有法可依的问题，那么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则不仅注重立法的层面，更覆盖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过程，囊括了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法治体系”与“法律体系”一字之差，标注了法治建设取得的新进展、依法治国达到的新高度。
这样的新进展、新高度，点燃了亿万人民的法治热情。微博上，网友开设的“四中全会”话题在会议首日就引来超过7000万次点击；媒体中，各种解读分析充满热切期望。公众关注法治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学者分析会议释放出怎样的“法治红利”；而国外观察者也敏锐地感知到，这是“依法治国施政理念的2.0版，涵盖了执政党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的逻辑思路”。
“法治”二字激荡起阵阵春潮，正源于党心民意的深远共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关系我们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问题，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对依法治国重要性的阐述，代表了一个政党清醒的判断、深刻的认知。
（四）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别的发明使人类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而法律使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深刻思考法治与权力、法治与治理、法治与社会的关系，更好地把握执政规律，又何尝不是一次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驾驭、自我超越、自我提升？
一个现代国家，首先是一个法治国家；国家要走向现代化，首先要走向法治化。几百年前，英国上演“大国崛起”，知识产权、市场规则的法律体系功不可没；当代西方国家的发达与文明，则建立在厉行法治的基础之上，人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多如牛毛的法条“管”着。正如孙中山痛切的体认，无法治便无以立国、强国，无法治便无从卫国、富民。经过60多年探索、30多年实践，以十八届四中全会为里程碑，行进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进入全新的“法治时间”。
作为治理体系和治理理念的法治，不仅要求有法可依，而且要有良法可依；不仅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果的捍卫，也是开启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制度基石；不仅要定分止争，而且是对民族精神的提炼与升华。洋洋上万字的四中全会《决定》并非就法治论法治，而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出形成五大法治体系的重点任务，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基本原则，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基本要求，表明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更加完整系统的规划，也说明我们对治国理政的规律有了更加准确的把握。恰如境外媒体的分析，“依法治国”成为当今中国的主流，显示出清晰可辨的治理思路。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法治中国目标澎湃人心，中国已经不再是黑格尔所称的“世界历史的局外”。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精神主旨下，更加清晰地界定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深化改革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法治信仰与依法治国的关系，这是共产党人对现代中国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