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沿着什么道路往什么方向走？
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马背上的法庭》。影片中，法官老冯用马驮着硕大的国徽，成了云南西北部山区的“流动法庭”。中国是一个地理环境、发展水平千差万别的“超大型国家”，这决定了法治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马克思曾说，“法律应当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孟德斯鸠也说过，“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一个国家的法治之路，只能植根于这个国家的土壤，简单的拿来主义只会水土不服。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曾经塑造过一个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刘巧儿。故事的原型，来源于陕甘宁边区一起因自由恋爱而引发的官司。当时的边区高等法院庭长马锡五，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运用于审判，就地公开审理并邀请知情群众参加，判决合情合理，当事人无不表示服判，毛泽东也称“马锡五来了事情就好办啦”。这种“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方式说明，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法学家萨维尼说，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扎根于本民族传统的中国法治，从一开始就洋溢着本土特色。在长期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我们已经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法治建设道路。这条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中全会提出“五个坚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本经验，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搞好法治建设、走向法治中国。
有外国学者写道，“尽管与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不是一个版本的自由民主，但中国却是实实在在地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并且，法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行，既不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更不全面移植、照搬照抄，才能解决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
（九）1913年6月9日，清末修律重臣沈家本溘然长逝。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亟待制定新的法律以调整新的社会关系。然而，危世岂有良法？陷入礼法之辩、中西之惑与政治之争，这位“法学匡时为国重”的名臣，徒留事业未竟之憾。
32年前，1982年5月的一个夜晚，著名法学家许崇德接到彭真电话，请他去讨论宪法序言底稿。当晚，他以一首《玉泉山之夜》记录下当时的情景：“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
新世纪的2014年，251个日日夜夜的起草，习近平总书记对每一稿的审阅，三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讨论，形成了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铸造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清末修律是帝王修律，被动修律；改革开放之初是人民修律，主动修律；今天，则是站在更高层次，从治理层面谋定思路、从执政角度谋划未来。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再到“法治中国”，理论和实践上的路径，揭示了中国法治历经变迁的复杂历程，也展现了“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的法治图景。
今天，建设法治中国的新时代已经开启。一个相信“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的民族，选择法治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沿着自己开创的道路，13亿中国人民将书写世界法治史上的崭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