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他们为什么一次次主动揭开心灵“伤疤”？
新华社记者任丽颖、李俊义、高博
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的采访中，我们尽量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碰１９７６年留给唐山人永远的伤痛，但是交谈中很多人却主动和我们说起自己在地震中的生死离别，揭开心底那块最痛的“伤疤”。他们并不是想单纯地倾诉，而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看来，那场大地震给唐山造成毁灭性大灾难，但４０年来，也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宝贵财富。
朱立光是华北理工大学副校长，作为地震孤儿，他成为媒体追踪的采访对象。
“讲讲你和地震相关的，当初父母是怎么蒙难的？”
“姥爷怎么独自抚养你长大的？”
“你的成功和作为地震孤儿的经历有关系吗？”
我们曾经查阅过媒体对他的报道：《“地震孤儿”到博士》《“地震孤儿”到教授》《“地震孤儿”到校长》……无论身份如何变化，“地震孤儿”是他永远逃不掉的标签。我们问朱立光在地震４０周年希望媒体如何称谓？
“什么称谓不重要。我现在是个幸福的人，家庭幸福，事业顺利。谁都不愿意揭开自己心灵的‘伤疤’。但接受采访，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因为我是党和政府、人民养大的。讲述很艰难，但假如能给人们带来一点儿励志的参考、生命的启迪，会支撑着我继续讲下去。”朱立光说。
不仅朱立光，那些接受采访的唐山人，他们在回顾、讲述自己４０年前的灾难时痛苦的表情，令我们一次次情难自禁。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唐山人在经历那么大的苦痛后，还愿意主动回忆那伤心欲绝的伤痛？”
受访者们回答了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４０年的悲痛已经转化为了巨大精神力量，４０年里那种顽强不息、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以及城市所特有的感恩文化已经融入他们的血液中。
“我们想让唐山的精神文化被更多的人所知，让这种精神薪火相传。”８１岁的李升堂说。
生命是脆弱的，２４万人在短短的十几秒钟失去生命。生命也是充满韧性的，幸存下来的唐山人用４０年的跨度，来演绎重创过后的人生该怎么办？会怎么样？正如一位被采访者所说，生命来之不易，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