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文化催生战斗精神
有谁注意过文化之于信仰，对新四军发展的特殊作用吗？
国军的番号，共军的人枪；正规军的头牌，游击队的架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这支由国共两党在反复角力中缔造，但却完全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革命武装，其最鲜明的特质，就是建立在高度文化自觉上的忠诚。
一直以来，在林林总总的各类文艺作品中，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中的指挥员，多是李云龙式个性鲜明的形象，其中不乏智勇双全者，但总的来说，还是脱不出一介武夫和“大老粗”的窠臼。中国革命战争是农民的战争。在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中，少小失学的指挥员文化修养先天不足，似乎成了历史的必然。
步入云水苍茫的历史腹地，触摸新四军尤其是“江抗”创造的恢弘又别有洞天的历史，人们蓦然发现，多年来我军指挥员武有余、文不足的莽夫形象，被彻底颠覆了。
“江抗”老战士施光华回忆，当年“江抗”官兵都是“双枪将”，手中有钢枪，口袋里有钢笔，与同样持有“双枪”（即钢枪和烟枪）的伪军，形成了鲜明对比。
一组来自抗战时期的数据显示，由阳澄湖伤病员发展而来、有“江阴老虎”之称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单是一营就有30多名高中毕业生。该团二连104人，除两名红军干部，70名上海来的工人、职员和学生，无一人是文盲。
转战苏南和苏中，五十二团做到一次战斗胜利一首歌，一位英模烈士一首歌，一次休息整训一首歌，一次政治教育活动一首歌，歌曲成为凝聚意志力量、推动立功创模的重要形式和载体。1943年至1945年，全团会唱76首歌曲，涌现出16位英雄人物，实现了战斗歌声与战斗英雄同步增长的良性互动。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五十二团宿营宝应县王家墩时，闻名苏中的战斗英雄海有鱼见到文化干事黄苇，放下肩挑的水桶，红着脸低声说：“要是俺在战斗中光荣了，你能给俺写支歌吗？像唱《模范共产党员沈进洪》的歌那样。”黄苇一把抱住海有鱼说：“我写，一定写！”那一刻，两个人都流下了热泪。
1960年，刘飞（右三）、乔信明（右二）、陈同生（右一）夫妇在雨花台悼念吴焜烈士。
1945年4月，海有鱼在三垛河伏击战中一连捅死四个鬼子，拼尽全力用刺刀贯通鬼子小队长胸膛将其钉死在墙上，自己腹部也被鬼子刺中，至死不仆怒视着敌人。海有鱼壮烈殉国那天，黄苇挥泪挑灯夜战，将英雄用生命谱写的壮歌写了出来，至今在部队传唱不衰。
这是先进文化催生战斗精神的经典一例。
历史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样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部队，必然会充分发挥文化涵养信仰的特殊优势，持续为将士吹氧助燃，酣畅淋漓展现信仰的人文底蕴和志士的旷达情怀。
书中描述了参加红军之初不识几个字的刘飞，在新四军这支有文化部队的熏陶下，其文化自觉向政治自觉跃升的清晰轨迹。曾与连队文书约定以杀敌个数换取识字字数的刘飞，戎马倥偬间时刻不忘学文化，甚至把受过良好教育作为找伴侣的先决条件。
当这位从大山中走来的指挥员攀上文明之巅后，遂于硝烟弥漫的淮海战场向新华社记者提出了撰写伤病员芦荡斗争事迹的设想，留下“一颗子弹”引发“一部红色经典”的佳话。经崔左夫、陈荣兰等军内外文艺工作者接续奋斗，《芦荡火种》《沙家浜》几经折冲樽俎，由回忆录、纪实文学化茧成蝶登上戏剧舞台，成为“铜琶铁板唱大风”的生动信仰教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