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礼州会议决定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1935年5月19日，在西昌城北数十里的礼州附近铁坑，张闻天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行军路线。鉴于西昌有敌军固守，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围攻西昌计划，改为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域，到安顺场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按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央红军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后，司令员刘伯承和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红军部队安全通过彝族区，到达安顺场，强渡了大渡河。
九、泸定会议决定走雪山一线
1935年5月13日到达泸定县城后，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的形势与任务。决定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红军部队在向雅安前进途中，得知有川军扼守高地，居高临下等待红军。乃决定改变方向，折向东北前往天全河边。这一改变，红军的行军路线就由大道转入山间小路，并第一次翻越四季积雪的高山。6月7日占天全，8日占芦山。继续前进，翻越了夹金山。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遵义会议决定的中央红军“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方针终于实现。
十、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战略方针的争论
根据当时所处的地理情况和政治军事形势，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主张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者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两种方针存在严重分歧。毛、张、周、朱等，通过电报往来，同张国焘磋商，耐心交换意见。张国焘全不考虑中央方针，坚持他的西进或南下方针。
十一、两河口会议决定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喇嘛庙里召开。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会议确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可是，张国焘并不执行会议决定。以后又经沙窝会议、毛尔盖会议多次讨论，张国焘仍按兵不动，不执行北上东出方针，以至延误了战机。
十二、张国焘企图危害中央事件发生后，两个方面军分开，中央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先行北上
张国焘不仅不执行中央命令，还于9月9日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洛、博发觉以后立即到周、王治病住地，举行常委会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9月10日脱离险境。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今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13日，陕甘支队离开俄界，迅速北上。9月17日，夺取了天险腊子口，打开了主力红军北进甘南的通道。
十三、确定落脚陕北的经过
1935年9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进驻没有国民党军守备的甘南小镇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毛、洛、周、博等翻越岷山，于20日到达。当天，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后，毛、洛、博等读到一批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这些报纸大多是两天前先头部队进入哈达铺时从当地邮局得到的。另外，红军侦察连在军阀鲁大昌部的一个少校军官的行李中也缴获了几份报纸。聂荣臻即送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即找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来核实情况。贾曾任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贾看过报纸后很高兴，向叶谈了陕北红军活动的情况。叶即把这些报纸拿给彭德怀。彭看后即带着报纸找到毛泽东。毛、洛、博翻读这些报纸真是喜出望外。他们从报纸上登载的消息确切地知道：陕北仍然有红军！有游击队！仍然有苏区根据地！而且比原来有很大的发展！这对于经过万水千山，最终从险境中冲出来的这支八千人的红军队伍来说，其欣喜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那么，到陕北落脚，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作出这个决定，真如水到渠成！
9月22日，洛甫写下一篇“读报笔记”，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天津《大公报》上所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等情况摘引并加以分析，在此基础上表示了中央红军前往陕北落脚的意向。洛甫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地发展着”，“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甘南的重要地区”。据此，他提出陕甘支队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响应着陕甘红军和赤色游击队的活动”，“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决定提出的任务——“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之苏区”。
毛泽东9月22日下午在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宣布党中央关于挺进陕北的行动方针。他指出：红军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博古也根据报载材料写了一篇文章：《陕甘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我们支队的任务》，提出把发展着的陕西苏维埃运动“转变为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是“我们支队的战略目标”。
洛甫和博古的文章同时登在9月28日刚刚恢复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这两篇文章传递并解释了中央落脚陕北的意向。
1935年9月27日，张闻天在通渭县榜罗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当前形势，会议认为应该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并正式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由此中央红军落脚陕北，陕北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