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福建十九路军事变，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直接配合”的方针而不是相反。
《决议》指出，利用敌人内部的冲突，“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应在军事上采取“与十九路军直接配合的方针”。然而当时博古等却在战略上采取了相反的方针，从而“失去了这一宝贵机会”。
《遵义会议决议》还对实行战略转移与突围西征的过程作了系统的总结，对其间博古、李德等的原则错误作了深刻的批评。首先，在实行战略退却的问题上既延误了时机，又“完全忽视”“有生力量的保持问题”。采取“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捍卫中区’的矛盾态度”，给红军造成很大损失。接着，也是更为严重的，是将突围的行动基本上看作不是坚决的和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惶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从瑞金出发到黎平，指导突围西征的基本的战略方针是“避战主义”。结果使得三个月的突围战役，红军差不多经常被动挨打，差不多处处成为掩护战，使得以红军战略转变迫使敌人转变其进攻中央苏区的整个计划，以粉碎五次“围剿”，乃至高度保持红军有生力量的基本任务，都不能完成。最后，到了湘黔边境，博古、李德等又不知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与方针。《决议》将突围行动同反第五次“围剿”战争联系起来考察，指出“单纯防御路线发展的前途：或者是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或者是逃跑主义”。
《遵义会议决议》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文献。它是在全党全军开展与深入进行“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实现“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央红军和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遵义会议决议》又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概括。它所扼要地论述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不仅在长征中被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而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更为广泛地被运用并得到丰富和发展。毫无疑问，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民战争的产物，是毛泽东、朱德和军队将帅们智慧的结晶。张闻天则以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在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概括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也是张闻天彻底摆脱“左”倾教条主义，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的一个标志，是他生平、事业的一个高峰，思想飞跃的一个界碑。张闻天能够从“左”倾集团中分化出来，能够起草并主持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完全是出于自主、自觉。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遵义会议决议》采用了张闻天自福建事变到长征前夕发表的不少文章中的若干正确思想、观点，以至表述这些思想观点的语言。联系张闻天的革命经历与思想发展，完全可以看到，张闻天遵义会议的“转变”的必然性。这是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中央领导岗位上接触了中国革命实际，从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中逐步认识“左”倾错误、逐步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结果；是在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中，从思想、理论到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事实的教育，反复的对比，分清了是非，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肯定并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军事战略战术的结果。这也说明，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是历史的合理选择。
在充分肯定《遵义会议决议》伟大意义的同时，当然不应该回避《决议》存在着“转变”时期或尚未完全觉察、或难免需要暂时保存的旧的痕迹。毋须讳言，这同时也反映出《决议》起草人张闻天的“转变”还有不够彻底的地方。如：在批判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同时，依然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对于博古、李德等错误的主要倾向分辨不清，认为其性质是“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并排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路线、方针、战略战术问题，然而在《决议》中还是不时引用国际指示作为批判的武器；对于福建事变中的十九路军，也还囿于下层统一战线的传统观念而笼统地认为它是“反革命内部的一个派别”。
《遵义会议决议》经２月８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立即刻印“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在印发决议全文之前，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会议精神，张闻天写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下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大纲》），在《遵义会议决议》通过的同一天，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这个文件以两千多字的篇幅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没过多少天，其全文用电报发给了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中央军区。这样，《遵义会议决议》的大意和要点，在２月内即传达到了全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