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题
谈谈扎西会议的经过及其在长征史上的地位
——从“扎西会议会址”的匾额谈起
程专家解答：
在云南省威信县县城扎西镇原江西会馆，有一块胡耀邦同志题写“扎西会议会址”六个大字的匾额。在该县水田寨镇旁边的村寨花房子前面，立有一块石碑，上书“水田寨中央红军总部驻地旧址”。水田寨花房子这个地方，同威信县城里的江西会馆有什么关系？扎西会议在长征史上具有什么样的地位？二十年前，在扎西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的会上曾展开相当深入的讨论。在这里，再就有关这次会议历史地位的若干问题作一些阐述。
一、江西会馆会议，只是整个扎西会议的一部分。
遵义会议开完以后两天，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就由遵义地区北上，向土城方向开进，意在泸州上游一线北渡长江，以便同红四方面军一起实行总的反攻，争取赤化四川。不意受到川军顽强抵抗而失利，乃果断决定撤出战斗。1月29日拂晓前，中央红军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西北地区西渡赤水河后。在向云南扎西集结的行程中，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云南省扎西县境内水田寨西边二三里路的村寨花房子（或高坎），先后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经石坎子、大河滩、院子，到扎西镇江西会馆，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上旬一路行军一路开会，作出一系列重要的决定和决策。这串会议因都在扎西县境内进行，故称扎西会议。江西会馆会议，只是整个扎西会议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把江西会馆定为扎西会议会址，或者把扎西会议的会址仅仅看作是江西会馆，显然是不很贴切的。
二、扎西会议的经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境内边行军边开会，作出重大决定和决策。其间，连续开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内容，经研究，大致是这样的——
1935年2月5日晚上，在水田寨西边的花房子或高坎，先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常委分工，决定：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秦邦宪）任总书记，在党中央负总责。
在完成博洛交接以后，洛甫即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做出决议。以答复项英多次来电的催询。项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之一，是留守中央苏区的总负责人。1935年1月30日，他致电中央，要求“任何紧急情况下应抽空讨论我们的问题”，“要求中央迅速给我们具体指示，适应情况执行”。2月1日，又致电中央说：“屡电谅达，无一指示，令人不解。中区环境日益紧急，迟延不决是最有害的”，“目前问题是整个行动方针，关系全国与中区前途，因此必须中央决定与指示”。2月4日，项英又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发电，批评：“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还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备准备。”“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项英当天不见答复，第二天，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致电中央，提出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留少数部队及成员继续在中央苏区活动，大部集中过信丰河；另一种意见是部队以团为单位分散活动，中央分局领导随部队行动，继续在中央苏区领导斗争。向中央提出“请立复”，并说：“迟则情况愈紧张，则愈难。”要求中央赶快作出决策，进行领导。真是到了十万火急、刻不容缓的地步。
张闻天就任总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苏区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经讨论作出决定后，张闻天即于当夜以中央名义致电项英转中央分局，明确答复他们2月4日、5日的来电。关于战略方针，复电指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并指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关于组织领导，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这就改变了长征出发以来中央没有指示的状态，及时地传达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明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任命了领导干部，重新建立起了新的中央与中央苏区的组织联系和领导关系。
2月6日军委纵队从高坎进至石坎子，7日到达大河滩。张闻天连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土城战斗失利的教训，讨论当前最为紧要的中央红军战略方针，决定暂缓执行渡江入川计划，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2月7日19时，中革军委在大河滩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关于我军向川滇黔边境发展的指示》。通报了“党中央和军委决定”：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的方针。并命令各军团迅速摆脱四川追敌，改向川滇边的扎西（云南威信县县城）地区集中。这一战略方向的改变，为使红军脱离当时的艰险处境争得了主动。
2月8日，中央纵队经大河滩进至院子地域。在院子，张闻天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主导又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第一次系统论述。
2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到达扎西。张闻天在镇上江西会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缩编”问题及二、六军团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第二天，2月10日，中革军委颁发《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指明这次缩编是“为适应目前战斗的需要，并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便于连续作战。”这次缩编，除一军团外，其他军团都取消师的建制；全军连干部团在内共编为17个团。2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湘鄂川滇省委和红二、六军团负责同志，提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指示他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在不统一与何健部队的疲弊，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对敌人需要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关于二、六军团的军事领导问题，电文指示“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及红军行动的方针”。
２月10日，中央军委纵队在扎西镇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传达了遵义会议及其决议的精神，宣布了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团”等中央组织变动的情况。干部会议最后通过决议，表示“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扎西传达后，毛泽东、陈云也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参加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的各军团负责同志地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方式向团以上干部通报。同时，党中央还用各种方式及时地向全党全军传达贯彻。2月10日，还召开了从各军团抽调干部和战士留下组建游击纵队的干部会议，周恩来到会作动员报告。
红二、六军团收到中央2月11日电报后，意识到这次中央的提法和过去的提法大不一样，于是电问中央。张闻天主持的书记处立即将《遵义会议决议大纲》全文用电报发给二、六军团，同时也发给了中央军区和红四方面军。2月16日还电告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战略方针的改变：“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
2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还发布了《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叙述遵义会议前后战略方针的变化，传达刚刚开过的扎西会议的决策，进行广泛的动员。
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精神的贯彻实施，为红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奠定了精神与物质基础。
此后，张闻天等为传达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继续做了许多工作。他专门向做地方工作的干部作了传达。二占遵义以后，张闻天在天主教堂向军委召集的团以上干部会作了传达。后来，张闻天在礼州镇天主教堂向九军团干部作报告时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