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鑫委员（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政策接地气 执行不走样
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政府服务效能，消除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
政策制定过程中，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实行政府部门资源共享与业务协同，深入调查研究，认真听取行业协会、企业意见，避免信息失真导致的政策失误。
出台政策时，配套必要的实施细则和执法基准，规定合理的自由裁量范围和幅度，还要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有效监督。
在政策执行中，跟踪政策实施效果，加强政策绩效评估，发现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完善政策，使其更加完备、管用。
税费制度的出台应充分考虑企业的负担问题，同时应有政策执行的缓冲期。
■夏德仁委员（辽宁省政协主席）
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活力
对老工业基地的传统制造业企业给予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对行业发展前景好、具有先进技术和品牌基础的重点企业出现的临时性、突发性资金需求，建议银行机构不抽贷、不断贷，并给予展期、续贷等保持流动性的信贷政策支持。对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制造业企业采取特殊性政策支持其债转股，并优先支持其上市发展。对能够列入“国家队”的地方装备制造业企业，由国家层面投资公司和产业基金进行投资，并从财政、金融、人才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
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深化“央地融合”，助推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由国家出台旨在鼓励央地企业融合的专门政策，扩大在老工业基地的央企二三级公司的自主权，推动央企和地方共同搞好产业发展规划；开展央地企业融合试点，共同在产业链下游布局并组建混合所有制企业，联手打造先进制造业企业和产业园区；调整央企税费分成政策，增加央企所得税地方留成。
■朱永新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学术委员会顾问）
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
将市场竞争引入职业教育领域，以市场信息调节职业教育的供求，鼓励职业学校与市场化职业培训机构合作。引入认可度高的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和考试，帮助职业教育毕业生实现社会流动，并使得其掌握的技能能够沉淀在制造业企业中。
制定更开放合理的办学资质规定。鼓励企业或企业联合体独立举办职业院校，鼓励企业与职业院校联合举办混合所有制学校或专业，探索公立职业院校民营化转制。设立企业参与实习实训准入制度。
制定更有效的企业激励性政策。对积极参与员工技能培训的企业给予培训经费税前扣除、教育费附加返还，或其他财政补贴（补偿）政策。在科技项目立项、成果评定时将企业参与技能教育作为重要评价依据。对高技术和高学历职业教育毕业生聚集的企业，给予城镇入户名额奖励。
■王一鸣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
引导人才有序流动优化配置
引导人才有序流动。建立健全人才合理流动机制，突出市场主导和企业主体，保障和落实用人单位自主权，提高地方引才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促进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精确对接。
着力优化用人环境。依托创新创业平台聚集人才，促进引进人才与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相融合。建立与创新相容的人才激励机制，推进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改革，让创新人才充分实现自身价值。
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加大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完善教育、医疗、交通、环保等配套设施，增加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使之与引进人才规模相适应。
开发建设人才数据库，加强人才信息实时监测，识别各类人才的流向和空间、行业配置，以及主要区域和中心城市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缺口，为科学引才和精准引才提供依据。
■钱颖一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原院长）
提高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能力
在知识层面，增加学生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建议教育部门允许研究生跨学科修双学位，以利于培养复合型的创新人才。
更加注重对学生的能力培养，特别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当前教育部门对大学的各种考核越来越量化，虽然这便于操作和管理，但是高度量化和“一刀切”的考核机制明显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应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义，在价值取向上要有更高的追求。目前学科评估已经成为高校的指挥棒，容易导致追求短期成果。学科评估过程中产生的信息对办学是有帮助的，但是目前的学科排名方式不利于大学的多元发展、有机发展和长远发展，应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