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19，中国海军70岁了，对于这支舰队来说，70岁意气风发，正韶华。在海军的主战舰艇，你随便问问普通的官兵出访过哪些国家，有的回答七八个、十几个，多的二十几个。他们可以随口说出一片片陌生的海域、一道道著名的海峡。海军编队走得越远，年轻官兵的视野越开阔、胸襟越宽广。请关注今日《解放军报》的文章——
大海在召唤
■黄传会
一个人，70岁，耄耋之年，老了。
1949-2019，中国海军也70岁了，对于这支舰队来说，70岁却意气风发，正韶华。
1949年4月23日，在百万大军过大江的炮火硝烟中，中央军委命令三野组建华东军区海军，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来不及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张爱萍便带领4名干部8名战士，离开泰州白马庙，紧急赶往江阴要塞接收国民党起义部队。
从白马庙刚刚起航时，这支年轻的舰队简直可以说是“老”“破”“旧”“残”。全部家当只有百余艘舰船，其中有清朝购自日本的“楚”字号，也有民国初年江南造船厂造的“永”字号，还有来自美、英、法、德、加等国二战前的舰艇。里面最老的舰龄有50多“岁”。舰船型号杂乱，主副机机型多达300余种。许多舰船年久失修，缺“胳膊”少“腿”。全部舰船总吨位还不如清末北洋海军。
1950年5月，人民海军成立后的首次海战——万山海战打响。16艘参战的舰船面对的是拥有30多艘舰艇、总吨位超过1万吨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
战斗中，我海军木壳小炮艇“解放号”冲入敌阵，直扑国民党旗舰“太和”号，从500米一直打到50米，“太和”号被打蒙了，舰上一片鬼哭狼嚎。
一个被俘的国民党海军舰长不服气地说：“海军打仗都是舰对舰、炮对炮，没见过扔手榴弹的，也没见过端着刺刀跳到人家甲板上抓人的！”
刚刚从战场上转隶而来的陆军官兵，用惯了步枪和手榴弹，根本不知道海战应该怎么打。
同样的，肖劲光、刘道生、王宏坤、罗舜初、周希汉、方强、苏振华这些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身经百战、历尽磨难、屡建奇功的红军将领，原以为仗打完了，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全国解放了，该脱下战袍去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了。当听说要他们去海军工作时，感到十分突然，觉得自己是“旱鸭子”如何干得了海军？但是，他们听到召唤声了，一阵阵撞击心怀的召唤声——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召唤，人民海军在召唤！
在海军档案馆里，我翻阅到了一份1953年时任海军参谋长周希汉给肖劲光司令员的《请辞信》。信中言：从陆军到海军，从单一兵种到多兵种，由于作战的战场、任务和手段的不同，自己在战争年代熟悉、擅长的那一套作战方法已经用不上了。而新的战役训练、军事理论、图上作业、图上导演、司令部（首长）带通信工具的演习和实兵演习等，这些内容的实施都必须由参谋长唱主角。难、难、难！放牛娃出身的海军参谋长发怵了，情急之下，递了请辞信。
没有文化的苦恼，让周希汉主动请辞，表现出他对知识的敬畏和不计名利的大局观。当然，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此后，在海军参谋长任上，周希汉刻苦学习、宵衣旰食，干得风生水起。周恩来总理表扬他：周希汉勤奋学习，是海军的专家，是建设海军的功臣。
我曾经采访过海军原副司令员杨国宇。这位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调入海军青岛基地任参谋长前是陆军第11军参谋长。
第一次与苏联顾问见面，顾问问：“参谋长毕业于哪所军事学院？”
杨国宇笑着说：“啥子军事学院哦？‘雪山’‘草地’算不算军事学院？”
顾问又问：“你是基地参谋长，我再问你，你们这个防区应该布置多少门海岸炮？青岛码头应该布设多少个高炮营？”
杨国宇摇了摇头说：“我刚到海军，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懂。”
基地政委出来解围：“我们基地几位领导，从小就出来当红军，文化水平都不高，更没上过什么军事学院。”
杨国宇心里很憋屈。自己参加革命20年，打过大大小小的仗数不清。谁知到了海军，却成了个不合格的参谋长。没有退路，只有从头学起。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是参谋头儿，要领导参谋，更要拼命地学。那时学的东西很多，天文、地文航海，鱼雷、水雷、声呐、雷达，各型舰艇、飞机和岸炮，以及化学等。我开始向苏联专家学，但需要翻译太费劲，便改向咱们自己懂业务的同志学，请了8个专业干部对我单个教练。两个月后，当我在潜艇上列出空气再生板的化学公式时，苏联海军潜艇专家看到后，当即伸出大拇指。以后苏联专家再也不小看我们了。我们的技术干部干什么学什么，经过三四个月的专业培训，就敢操艇出海了。
1980年，杨国宇率领海军舰船编队，远航太平洋，保障运载火箭试验。只是，组成这个编队的或是科研船，或是辅助船，还称不上是真正的海军编队。
杨国宇在任上曾带领海军编队巡逻南沙群岛海域，抵达南中国海最南面的曾母暗沙，那是他带领战舰走得最远的一次。临终前，他曾对身旁的工作人员说：“我这一生最遗憾的是无法率领海军舰队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