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海鹏（资料图）
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我没有入选梯队，但我并未泄气，不断地全面总结自己，查找与战友间的差距和自己的弱项，补自己的短板。2005年，我入选了神舟六号飞行梯队，并和战友刘伯明成为第一备份乘组，尽管最终未能执行飞天任务，但我对自己取得的进步还是比较满意。神舟六号任务之后，自己继续给自己鼓劲加油，克服不足，虚心求教。梦想一天不实现，追梦就一天不停止！
接下来，我们面对的是神舟七号任务——中国首次太空行走任务，我提前两年半就开始备战。面对首次出舱任务，一切都是全新的，包括舱外服的理论学习已经让人透不过气来，加上繁重的专业技能训练更是难以适应。在模拟失重训练中，必须身着160多公斤的水槽训练服，潜入水里完成各种单项及综合操作，每次下水都要4个小时左右。训练结束后，常常四肢酸痛无力，吃饭连筷子都拿不稳。在模拟真空训练中，身着舱外航天服，置身近乎真空的低压舱内，一旦发生意外，抢救都来不及。有一次，训练刚开始十几分钟，异常情况就出现了，地面监测的数据和我身上的报警仪表同时发出警报：舱外服内二氧化碳浓度超标！此时如果中止训练，就意味着整个真空舱都要重新启动，直接影响后续训练计划。当时，我冒着缺氧窒息的危险，临危不乱，按照应急处置预案，打开引射器，吹除、降低了航天服内的二氧化碳浓度，不仅保证了安全，而且按计划完成了当天的模拟空间出舱活动训练任务。
2008年9月25日，我与航天员翟志刚、刘伯明组成神舟七号飞行乘组，执行载人飞行任务。这是我的首次飞天，也是“等待”了10年后的第一次飞行，每一分每一秒都充满着圆梦九天的“激动”。
首次飞天就要面临首次出舱，难度可想而知。带着期待、激动、兴奋，我们踏上了飞天之旅。没想到，更大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执行任务中，我们遇到了两次小小的“意外”。当时翟志刚出舱时舱门险些打不开，而刚刚打开舱门准备出舱之时，轨道舱又连续响起火灾报警。警报声持续不断，我在返回舱里进行着各种排故检查，刘伯明对我说：“如果真的火灾了，你一定要把轨道舱分离，你一个人返回，最起码我们乘组能留一粒种子。”我感动地说：“什么是战友，战友就是平时的亲密无间，战时的生死与共！3人永不分离！”虽然后面判明是仪表误报警，是一场虚惊，但着实让我们尝到了什么是惊心动魄！而且当时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真的回不来了……
在2008年感动中国的颁奖晚会上，主持人曾问我：“当时你们有没有想到回不来？”我说：“我理解你所说的回不来，就是我们像卫星一样绕着地球一直在转；你所说的回不来，就是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在演播大厅和全国观众们见面了呗。”现场的观众哈哈大笑，没等大伙儿笑声停止，我就抬高嗓门大声说：“即使我们回不来，也一定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
这句话成为后来的“经典名言”，从首次飞天之后，我也好像一下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开始去各地作报告，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围着签字、合影。我们还多次到过港澳等地访问。有一次出国访问，遇到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华侨，他拉着我们的手说：“你们能飞多高，中国人的头就能抬多高。”这句话道出了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
记得还有一次，我们乘组3人到香港访问，在一个体育场与上千名学生交流，有一个小学生问我：叔叔，难道您不怕死吗？我说：叔叔跟大家一样，都是普通人，也不是什么“钢铁侠”，也怕死。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用生命置换，比如我们从事的航天员这个职业。从这个角度讲，我又不怕死。2个小时的交流结束时，我又反问这名学生：你现在还怕不怕死？他说：叔叔，你不怕死，我也不怕死！我听后很欣慰。
载人航天事业就像是一场接力赛，我的战友杨利伟开创了历史，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梦想；另两位战友费俊龙、聂海胜从杨利伟手中接过了这个接力棒，这3位开拓者、先行者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传授给我们，给了我们飞天的勇气和力量。我和我的战友们只有干好了这一件事，才不辜负传到我们手中的接力棒，我愿用一生接好传好这一棒！
2012年6月16日，我同航天员刘旺、刘洋一起执行神舟九号载人飞行任务。再度飞天，我的肩膀上多了一份责任，作为乘组指令长，时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仅要确保自己的操作零失误，还要保证整个乘组的工作准确无差错，并让乘组发挥出“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理想效果。
神九任务是13天的太空飞行，其间我有两次48小时没有睡觉的经历。第一次是在飞船入轨后两天里，是在为确保首次顺利进入“天宫一号”作准备。第二次是在返回前48小时，是在一遍遍重温飞行指南，为确保乘组安全落地细思量。
2012年6月29日，神舟九号载人飞船安全返回。我第一个出舱坐在椅子上，在等待刘旺、刘洋出来的时候，看到迎接我们凯旋的人群，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为什么掉眼泪？因为我感觉这13天的压力释放了，我尽到了自己作为指令长应尽的职责，实现了在出征之前的承诺：一定要向祖国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