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军歌永远嘹亮
■蒋 殊
一
院门开，他出来，从心底流出的笑挂满脸。彼时正值中午，阳光金灿灿的，从他头顶泻下来。
沿着自家与邻家两堵院墙形成的窄窄长廊，他昂首向前，走向远处绽放的一丛蜀葵。
“老人家，可以了！”听到身后的声音，他停下来，没有意识到一朵白色的蜀葵正好伸向他拄着的手杖。他扭身，将上前帮忙的人轻轻推开，“我能行！”
白色的蜀葵，在身后轻摇着向他致意。
他正视前方的摄像机，从容返回。我知道，他的视线里，所有这些都只是一团模糊的影子。就如他之前偶尔的抬头与低头，都看不到头顶的日头与脚下的影子。
犹记6年前，他隔桌坐在对面，轻轻说，“孩子，我看不到你！”
那是与他的初见。彼时，我们已经聊了一个上午，我却没有发现他的异常。他的眼睛不大，始终坚定地望着前方，只是偶尔看看我。我这才感觉到，他的光明或许只在前方，那里有一群人，抑或是一种声音，牵引着他的心。
是什么声音？6年后，当他面对摄像机再一次磕磕绊绊讲述时，我恍然大悟，那个声音，是进军的冲锋号声，是嘹亮的军歌声。
二
他叫赵松秀，是一名老兵，也是一名老党员。2021年，他100周岁。
这是我第3次见赵松秀。第一次，是2015年深秋的初次寻访，他给我讲述了从一个放羊少年成长为八路军战士的经历。
他坦言，1944年部队在村里招兵时，他没有去，因为对打仗充满恐惧。然而次年，八路军129师769团再次招兵时，想想自己眼皮底下死伤的乡亲，他坚定地放下镢头，穿起军装。
他走进血淋淋的战场。攻克屯留、潞城，解放长子、壶关……铺盖卷也顾不得扛，跟着大部队走走停停，不分昼夜。
太阳落下去，又升上来；雨停了，太阳再出来。天空一直在变，战斗却不停止。
缺乏战斗经验的赵松秀，紧紧跟着连队指导员。走着走着，走进一个村，走进一条沟。
那是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的老爷山战斗，当年上党战役主战场。
天快明时，攻击口令响起。子弹在一片一片土地间飞来飞去。太行山的天空，下着瓢泼大雨，更飘着密集的弹雨。初次扛起枪的赵松秀，也在枪林中被迫积累起经验，克服掉恐惧，明白了一个战士的真正含义。
勇气之门一旦打开，便不会再关闭。他所在部队战斗力很强。他欣喜地看到俘虏们举起双手，把手里的枪一支支扔在脚下，四五十个失败的背影被押解着撤离。
刚上战场，就接连看到敌人如此近距离缴枪。他发自内心希望，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看到更多的敌人在眼皮子底下投降。
然而幸运之神并没有再垂青他。俘虏的敌人被押走后，指导员指示他和另外两名战士往前100步，挖一条战壕，准备下一次战斗。3位战士的心情是欣喜的，脑子里不时闪现着敌人被俘的场景，挖掘的进度非常快。
挖着挖着，天亮了。3位挖战壕的战士被上面的敌人发现，敌人向他们开了枪。
子弹深入肉体，我想当时的疼痛一定撕扯着神经。没想到赵松秀说，根本不是那样的。子弹从赵松秀胳膊肘穿过，他却并未觉得疼痛，甚至不知道自己负了伤。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痛？”看他沉浸在当初那个时刻，我忍不住问。
“像被镢头捣了一下。”他想了想，这样回我，同时用了一个象声词，“嘭——”
他出乎意料的回答让我提着的心一下落了地，谢天谢地。“被镢头捣过”，他还是没有走出农家的习惯。彼时的子弹，像一个淘气的孩子，蹦跳着跑过他的身体。
本该生活在田间的农家儿子，一场烽烟将他拉上战场，一颗子弹又将他送归土地。
作别部队，告别战场，在河北涉县办理过手续，带着军人的荣誉与伤残证明，他踏上回家路。
队伍起初很庞大，称得上浩浩荡荡，这些在战场上彼此不相识的人，结成特殊的战友群，听着身后的枪声，想着家乡，各怀心事，彼此并不多言语。
他们不知道，身后海拔1226米的老爷山主峰上，那座莲花舍利塔上弹痕累累，大大小小的弹洞留了百余个，记录着他们带伤离开后的惨烈与悲壮。
他们一路走，一路分别。有人打声招呼，有人只低了头，换一条路继续沉默向前。
庞大的队伍，渐渐零落。
看着越来越小的队伍，赵松秀几次心生酸楚。这样的疼痛，胜过他受伤的胳膊。
办完第二次手续踏上回家路时，赵松秀身边只剩下两个人。赵松秀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他主动开口，才知一个叫郝生荣，是与他同属蟠龙镇的龙湍村人；还有一个是监漳镇下北漳村人，叫暴步云。
三
时间流过70年，我感慨赵松秀老人强大的记忆。
巧的是，见赵松秀之前，我刚刚见过与他一同受伤退伍回家、伤残类别同为八级的老兵郝生荣。想到手机里有郝生荣的照片，我兴奋地翻出来，却突然意识到，赵松秀根本看不到这位70年前与他同行归来的战友。
第二次再见赵松秀，是两年半之后的2018年盛夏，我上门给他送书。
听说他的名字与事迹被写进《重回1937》，他将兴奋与惊讶交织在脸上，“我！有我？真写进书里了？”
第一次，他把脸认真朝向我，神情里透出吃惊的真诚，双手不停地摸索着那本书，“我看不见，书真要给我？”
得到肯定回答后，他双手抱书，紧紧贴在胸前。
他的神态，很像《重回1937》书中另一位老兵郝照余。不同的是，郝照余在收到书的时候，一遍遍笑眯眯地翻看自己的照片。
“这是谁呀？”身边的人像对待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一遍遍问他。
“我——”他也像小孩子一样，开心地张着嘴，不厌其烦地回答。
然而两年后，在他百岁之际，却已经说不清“我”这个字眼。
“我——我——”一遍一遍，他含糊不清指着书中4年前他的照片，依然笑眯眯的，同时口水像幼童一样流出。
4年前还算清晰地给我讲出的故事，再也说不清了。女儿将他的手抬起来，又将他的食指拉向他右腮的凹陷处，再贴着耳边大声问：“这里，咋回事？”他才会甩开女儿的手，努力说出，“子弹——这里——进去——”之后将食指费力移向嘴里，“这里——出来——”
一切都是含糊不清的，只有知道他故事的人，才明白他说的是这两句。之后，他又低下头，沉浸在书中，翻来覆去，看他的几幅照片。我不知道，他心里对一本书有着怎样的概念，因为他给我讲述的所有故事里，除了刀枪，就是受伤与死亡。
他的父亲与二哥，在给八路军送粮途中不慎掉入冰冷的河中，双双失去性命。他的母亲，因为一件夹袄被日本兵杀死，只因那件夹袄曾经穿在郝照余身上。而他那1937年参加八路军后再无消息的大哥，直到77年后的2014年，才收到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明书”。他也才知道，大哥早在离开家的当年，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全家唯一侥幸活下来的郝照余，内心最大的隐痛，就是当年将那件夹袄脱下来，穿在寒风中衣着单薄的母亲身上。
“要不是那件夹袄……”直到百岁之际，老人含糊不清的话里还充满自责。
96岁初次接受采访时，他还热情叮嘱在场的男士，一定要抽他的“一棒棒烟”；也常常要被上地干活的女儿锁在屋里，因为怕他跑到院子里摔跤。然而他百岁时，我再上门看望，他需三四个人合力才能抬到院子里。
有人上门，老人的眼里便放出光彩，人群中寻出女儿并示意。女儿懂得，迅速帮他穿起军装，戴好军帽，又将抗战胜利纪念章挂在胸前。彼时的老兵是兴奋的，沐着阳光，长久埋首在胸前那枚纪念章里。
那枚简简单单的纪念章，凝结着他一生最大的荣光。
四
赵松秀，郝照余，都是我的作品《重回1937》中的主人公，生活在我的家乡——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我与他们相识于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2015年秋天。那一年之前，我不知道家乡还生活着这样一群人，当然更多的人不知道那片土地上还有他们那样一群人。带着遗憾与愧疚之情，我将有沟通交流能力的13位老兵请入我的书里。
采访，写作出版，中间一直伴着老兵的陆续离世。我不曾想到，可以陪其中两位老兵走到他们的百岁，走进建党百年。
这里不能不提到那年采访时，这群老兵中唯一的百岁老兵李月胜。出生于1915年的李月胜，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那个秋天，落叶、芦苇、庄稼交织呈现。我独自驾车回到武乡，顺着浊漳河水而下，在洪水镇一处岔道口作别浅浅的河流，自北而上，去往李月胜所在的韩青垴村。秋日的乡村路上风景独好，饱满的果实已过了轰轰烈烈的收割期，只剩下秸秆的田地里，散发着淡淡的忧伤气息，满目尽是萧瑟之美。
一眼朴素的窑洞里，一盘古老的土炕上，坐着一个婴儿般干净与可爱的老人，纯净而天真的笑容挂在脸上。两条腿伸直坐在炕上，两手抱在两腿下，上身前后晃动着，嘴里哼唱着一些曲调，像被妈妈关在家的无聊小孩。
百岁老兵李月胜，在正值风华正茂的23岁，穿起军装，一头扎进抗战大队伍中。
那是1938年。关家垴、中条山、围困蟠龙、淮海……参与过的战役，他慢慢历数。尽管一颗罪恶的子弹在他的身体里驻扎了11年，他讲起惊心动魄的往事时依然云淡风轻，“种地好，就是辛苦！当兵也好，就是要命！”
抗战胜利70周年，李月胜老人被接去县里的光荣院，受到各级领导的接见，他为此高兴了许多天。
武乡有5位老兵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那一刻，作为抗战老兵的李月胜，也坐在电视机前，全程观看了那场直播。他一定是看到老兵方阵出场了，他的内心一定涌现起心潮澎湃的热烈。
正如今天的赵松秀与郝照余一样，他的身体老了，眼睛模糊了，内心却有一个激情澎湃的战场。那里，永远军歌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