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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7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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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苦难与辉煌的理性展示 ——访《回望东方主战场丛书》总策划董保存 ■本报记者 张书恒


抗战的硝烟虽然已经散去70年,但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伤痛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它已深深地铭刻在整个民族的记忆里。避免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再次受到侵略者的侵害,必须对这场战争进行全面的回望、反思、总结。因为,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战争威胁和挑衅,我们必须扎好自家的“篱笆墙”。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回望东方主战场丛书》,面市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该“丛书”总策划、解放军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董保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就读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回望东方主战场丛书》被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请问当初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来策划这套丛书的?

董保存: 新时期以来,海内外出版了大量抗战题材的“非虚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了中华大地上曾经的苦难与辉煌、流血与胜利。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就出版了23卷本的《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转眼20年过去了,当年我们采访过的参加抗日战争的那一代人已经是寥若晨星,而我们面对的读者是数以亿计的80后和90后。因此,这次抗战题材纪实作品的出版应该有“70年后的高度,70年后的回望,70年后的思考”,应该在抗战图书出版大合唱中发出别具一格的声音。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策划出版了《回望东方主战场丛书》。其中包括《苏联出兵东北》《游击战之光》《诺门坎1939》《中日秘密战》《汉奸现象剖析》等。

记者:这套“丛书”突出了“站在70年之后的回望”。作家、出版者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要有明确的回望意识。这种意识通过作者的笔表现得如何?

董保存:“回望意识”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至关重要的。回望胜利,可以增强信心;回望挫折,可以铭记教训。我们应该在回望中找到镜鉴,在回望中警醒,在回望中崛起。因此,我们在组织作家撰写的时候,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回望意识”。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是曾经多次被书写过的重大军事事件。在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所著的《苏联出兵东北》一书中,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既不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所说的“老大哥的无私支援”,也不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所说的“新沙皇大国沙文主义的赤裸裸的暴露”,而是依据大量史实和新披露的档案材料,追溯和再现苏联出兵的前前后后。

由于是70年后的书写,作者的笔调显得越发冷峻和真实,对重要的历史人物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描写和剖析。斯大林如何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站在世界格局变化的角度,决策要不要出兵东北,何时才是最好的时机?同时也不忘写出,1945年9月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红场上庆祝战胜日本的演讲中说过的那段话:“日俄战争中俄国军队的战败,在我们俄国人的心理上铭刻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俄国人民确信而且期望,打败日本并消除污点的一天总会到来的。我们老一辈等了四十年。”而蒋介石在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的瞻前顾后、患得患失也写得惟妙惟肖……作者不回避矛盾,直面回答人们的重大关切,对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始末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回答了苏联为何出兵?为何选在这样的时间出兵?苏联出兵和日本宣布投降是什么样的关系?

记者:有了冷静地回望抗战的高度,才可能有新的发现,作家也一定会在新的发现中找到新的视角。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创新。

董保存:是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东方战场的游击战为何越打越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为什么能够通过游击战创造战争奇观?在过去的纪实类作品中已有不少描述,但这套丛书中的《游击战之光》则找到了新的亮点。八路军开赴山西和华北之后,抗日战争怎么打?敌后战场如何开辟?如何估计战争的发展形势?如何决定抗日的战略方针,进而扭转被动抗日的危难时局?不仅国共之间,就是在共产党内部也有不同看法。毛泽东在紧要的历史关头,及时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高度。《游击战之光》具体而细微地呈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形成与确立的经过。实践充分证明,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发挥了人民军队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成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记者:历史题材纪实作品的写作要有新发现、新开掘才能赢得读者。无论是创作题材的开掘,还是对人物的开掘,都是要颇见功力的,这套书中还有些什么新的开掘?

董保存:纪实类作品的生命就是要有新的发现和开掘,有时候读者就是要看你有没有新的发现,而这种发现和开掘是极其艰难的。长期研究中国秘密战线历史和文化的作家郝在今用数年的时间,查阅了大量中、日文文献资料,其中包括日本高级间谍、中共秘密情报员中西功和西里龙夫等人的回忆录,甚至找到了东京警视厅审讯中西功的笔录。他对100多位当年隐蔽战线上的人物进行了“抢救式”采访,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中日秘密战》中的主要人物中西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开掘”。他身为日本人,在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时站在中国一方,主动寻求中共的领导,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种选择非“信仰”二字不能解释。——他为中共提供情报从不拿报酬,党组织经费困难时他还以个人积蓄相送。他同时深爱着日本和中国。在东京法庭上,他在反驳“叛国罪”的指控时说,制止日本侵华战争,能使中日两国人民从毁灭性的灾难中解脱出来,实现中日和平和中日世代友好,这是两国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这样的呈现,使东方主战场的中日秘密战的书写比以往更加深入和立体。

记者: 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中华民族反思的事件和人物。回望东方主战场,不应该回避民族之痛,世纪之问。你们做了怎样的探索?

董保存:这套“丛书”敢于直面抗日战争中的中华民族之痛。我们回望东方主战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汉奸现象”。让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置信的是,抗战期间汉奸和伪军的人数大大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总人数。其中有汪精卫、周佛海这样的大汉奸,也有草根阶层的小汉奸,还有数以十万计的伪军(“皇协军”)。他们认贼作父、卖国求荣、助纣为虐,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也成了中华民族的世纪之问。《汉奸现象剖析》从多个侧面对这个巨大的群体进行了独特的解构和拷问,尝试回答了为什么汉奸数量如此之多,为什么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汉奸层出不穷,为什么越是大的汉奸越不认罪等问题,同时分析了产生汉奸的社会土壤和文化背景……

记者:在你看来,这套“丛书”还有什么不足,或者说还有什么遗憾的吗?

董保存:当然有。当初在策划选题的时候请了许多专家,一个很严肃的话题摆在大家面前,那就是正面战场打了22场会战,为什么屡战屡败?特别是到了1944年,日军已是强弩之末,一场豫湘桂会战,中国军队从河南溃退到了广西。这是因为什么?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定性定量的分析,哪些是人为的原因?哪些是武器装备的问题?……从中找出屡战屡败的真正原由。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至今没有完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作家来弥补这个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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