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人情无可厚非，但前提是有良知、守法度。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情合理合规，不违良知。也只有这样的人情，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讲人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人都是有感情的，父母、师生、朋友、战友等，都是人情关系中的重要部分。然而，人情之中有礼法，如果做得不合情理、不合规矩，就会变得“没天理”。

孟宗是《二十四孝》人物之一。年少时，孟宗跟随南阳李肃学习，临行前，母亲为他做了厚褥大被。孟母说：“我儿年幼，还不知道怎么与人相处、帮助他人。求学者难免有家贫少被的，有了这张大被，就能跟别人一起御寒取暖，相互之间受到好的影响。”

后来，孟宗做了盐池司马，负责监理官家渔业。在一颗孝心的促动下，他编了渔网，从鱼塘里捞了一些鱼，腌制成鱼干给老母亲寄去。没想到，这番拳拳心意却受到母亲责备：“你是渔官，还给我寄鱼干，这么做如何能够避嫌呢！”

做大被以助同门，却鱼干以远嫌疑，孟宗之母用细节、用行动告诉他：既要做一个有情之人，也要寓情于礼、寓情于法。这番教诲，对孟宗成长成才颇有功效。

讲人情，最怕无原则地“扯不清”。清代张集馨沉浮宦海，见多了为人情所累而立身不正的事。他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就记述了这样一个生动事例。

四川乐山人李敦厚性情阴柔，他到哪里做官，哪里就会出现亏空。之所以会这样，与他父亲、叔叔有很大关联。“其父其叔随任，见署中进款，无论公私，概卷入囊，便带四川置办田产。”对此，李敦厚有时虽然也犯难，可终究还是扛不过他父亲的“悍然不顾”。他大肆贪墨兵饷，而兵家妇孺皆赖此以为生计。一次，他被妇女围上，衣帽尽被撕毁。“李素秃，发辫安于帽，帽为揪去，辫亦随之，行道之人，轰然一笑。”李敦厚有此遭遇，就在于干了“没天理”的事。

“每思官亲背井离乡，依托宇下，无非为利，稍不遂意，便生怨怼；甚有倚势招摇，勾同丁胥作弊，犯事不能惩办，非如家人可以驱逐而严治之也。”张集馨深知，人情要顾，但决不可与公事搅成一锅。内兄邵昌保是游幕，得知张集馨奉旨补授陕西粮道后即来投靠。张集馨把他安置在署内，每月送一份生活费，公事却概不与闻。“公事从不假手官亲”，这份为政的清醒是很可贵的。

封建社会，“门生”是很重要的社会关系。通声气、求关节、图荐举，诸多往来掺杂糅合，极易使人情变得复杂、浑浊。雍正皇帝洞悉这种积习，曾深刻描述：“一拜师生，遂成胶漆，求分说情，每至以直为曲，褊徇庇护，罔顾法纪。”正因此，他对科甲朋党的打击不遗余力。

当时，每遇门生升授外职，老师、师兄及同年故旧，或亲行探望，或差人索取，名曰“抽丰”。因顾及人情不好回绝，门生只能送往迎来、周旋应接，所需所耗不是来自剥削民脂，就是挪移正项。“倘稍为拒却，人皆鄙笑，指为刻薄寡情。”这样的人情，好比风暴，让人难以立住脚。

“良知即天理。”讲人情无可厚非，但前提是有良知、守法度。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情合理合规，不违良知。也只有这样的人情，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否则，非但会使情变异变质，人也会倍受困扰，甚至受唾骂、陷囹圄。自古以来，此类教训不可胜数。

共产党人同样有人情、讲人情，但必须挺纪在前、牢“纪”在心。当年，贺龙的外甥谢平在一二○师服役。一次，他趁贺龙外出指挥部队作战，悄悄偷出印章，并在供给处私领了一笔公款。这件事性质恶劣，贺龙得知后，传令警卫：“拉出去枪毙，立即执行。”面对不少人求情，贺龙严厉地说：“我的亲戚犯法，与百姓同罪！”

“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的这番无恩情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被人接受。既然受益人情、珍视人情，何不在人情内做出天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