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明君贤臣，应时相遇，是古代士人的理想追求。若是剑在匣中鸣，未露头角之时，能适时适当地展露自己的才华和天赋，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只是，自荐之要在于“务合人情”。

伊尹为拜谒成汤，甘愿成为有莘氏的陪嫁人员，借机陈说治国之道；姜太公屠牛于朝歌，垂钓于渭水之畔为文王所识，一跃而成天子师；毛遂为展鸿图，借锥自喻荐于平原君，终游说楚王出兵。这些人皆是才智超群之人，又通过睿智的策略和巧妙的方法推销展示自己，最终建功立业，青史留名。

“宁在直中取，莫向曲中求。”自古至今，为官处事都有一个基本的、约定俗成的事理标准，需要符合人的正常感情付出原则。“务合人情”是道德底线、心理基础，一旦背离，便要出格出丑出事。“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自我荐举，以求富贵，乃人之常情，但一些人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有的纵然得到了显赫地位，最终也因背离常理而遭人唾弃。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管仲病危之时，齐桓公向其询问谁可以接任相国一位。管仲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桓公有何考虑。桓公推荐了易牙、开方和竖刀，结果被管仲当场否定，理由只有一个：“非人情。”

这是为何？

易牙为了桓公无意中“不知人肉何滋味”的慨叹杀了自己的儿子，做成下酒菜。桓公深受感动：易牙对我真好啊，爱我胜过爱自己的亲骨肉。

开方本是卫国的太子，兵败齐国后前去求和，并舍弃储君之位而侍奉桓公15年。桓公深以为然：开方对我忠心耿耿，对我的孝心超过了自己的父母。

而竖刀为了能得到桓公的欢心，不惜挥刀自宫，做了历史上第一个主动阉割自己的人。桓公十分感慨：竖刀为了能侍奉我，爱我胜过爱自己的身体。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管仲认为，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爱国君？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的人怎么会忠于国家？对自己的身体都很残忍的人怎么会对百姓仁慈？因此劝诫桓公：杀子、背亲、自宫都是“非人情”的行为，其中必定隐藏着野心与阴谋。

只可惜，齐桓公从这三人违背常理的行为中，得到的是唯我独尊的满足，并没有从中看到“不正常”，还是重用了三人。结果，三人专权，齐国内乱，一代霸主齐桓公只落得“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的悲惨下场。

齐桓公带着悔心离去了，但易牙、开方和竖刀的后继者们依然前赴后继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唐玄宗时的重臣王毛仲，平乱有功，志得而骄，虽已位极人臣，仍“自荐”兵部尚书一职，并为襁褓中的幼子索要品级，最终“及永州而缢之”。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只要“若使一月杀一个，还要做他”的官癖不戒，“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的贪欲不除，不合人情的求官之道就难以禁绝。

毛遂自荐，要求进步，既是人之常情，也是时代发展的动力。凡事有一个度，只要是务合人情、符合程序的自我推荐，就不会偏离正道。糖衣炮弹虽然甜美，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馅饼背后往往都有陷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求官之人不合人情不可用，而握有生杀与升降大权的要员，胸怀天下为公之心，练就拨云见日之功，才是杜绝“不合人情”行为的根本所在。

时至今日，打虎拍蝇雷霆万钧，正风肃纪驰而不息，选人用人导向鲜明，“杀子”“背亲”“自宫”这样的行为断然不会出现，但“暗度陈仓”的现象依然难绝。自以为干得不错，生怕业绩变“哑巴”，挖空心思来“显摆”者有之。一时慢了一两步，便抱怨“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主动出击、人身依附者有之。信奉“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那一套“秘诀”，不惜买官鬻爵、私相授受者有之。凡此种种，皆有违党规党纪，有悖人情常理，必须警醒之、细察之、力戒之。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只要摆正位置、端正心态，勇于担当、积极向上，不图地位高低，只图事业有成，靠实绩进步，凭本色做人，不怨“巷子深”，争做“千里马”，何愁水到渠不成、伯乐难垂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