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争形态和时代条件的判断和认识，是战略管理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9·11”事件后，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废除PPBS转而推行PPBE（规划、立项、预算和执行），就极具代表意义。

就本质而言，PPBS是一种典型的“基于威胁”的战略管理模式，带有鲜明的工业化时代烙印，是美军冷战时期聚焦苏联单一长远威胁、立足工业时代技术更新周期漫长的特点，而专门设计的一套管理体制，权限过于集中、标准死板僵化、流程繁冗复杂，国防建设“建”“用”严重脱节。

“9·11”事件后，美军军事任务重心由冷战时期应对苏联的单一威胁转向应对新兴大国挑战和恐怖主义等混合威胁，战略威胁的复合多元、战略环境的复杂多变，要求美军必须进一步下放权力，特别要在规划、立项、预算中重点突出“基于能力”的新理念，以执行评估审查对战略目标、资源调配进行动态反馈、纠偏止损，进而充分调动下级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为此，拉姆斯菲尔德上任后，有效吸纳彼得·德鲁克和汤姆·彼得斯等现代管理学家“下放权力”的理念，并融合其在西尔医药公司担任总裁期间的管理经验，于2003年开始以“基于能力”的发展理念为牵引，全面推行PPBE制度改革。

一是形成了由《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军事战略报告》《战略规划指南》《联合规划文件》和《联合项目指南》5份前后呼应、环环相扣的战略文件构成的战略规划机制，更加注重规划、立项与军事能力需求的有机结合。其实质是以未来战争形态为牵引来确定核心能力需求，再依托各种能力组合的“模块化”方式灵活应对战略环境的复杂多变。

二是简化了立项与预算编制工作流程，提高了军费配置效率，将立项和预算阶段工作压缩在一起同时进行，各军种同时提交《计划目标备忘录》和《上报概算》，国防部有关部门对《计划目标备忘录》和《上报概算》的评审也大致同时进行。预算阶段的成果《计划概算决定》，最后要根据计划阶段的成果《计划决策备忘录》进行调整，进而缩短了计划和预算编制周期，大大提高了军费配置效率。

三是压缩了预算编制周期，促进了预算决策的灵活性与时效性，实行“两年一滚动”的编制制度，仅在预算年（偶数年）才制定新的计划和预算，而在非预算年不需要重新制定计划和预算，进而为国防部对每年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评审提供了更加充裕的时间。

四是增加了执行反馈环节，加强了军种和联合作战司令部等下级单位对规划和立项阶段成果执行情况的评估和审查，由主计长和计划分析与鉴定局局长负责向国防部高层领导汇报前一财年的资金使用效益，通过绩效度量分析立项和预算执行的情况，评估产出效益，最终确定资源是否得到合理配置，对战略规划、立项和预算进行及时调整完善，进而为美军战略管理体制增加了自动纠错和自我完善的动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