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战法一般都经历了战法概念提出、概念论证、战法设计、部队演练实验和战场运用五个环节。和平时期的战法创新只能完成前四个环节。而对于一个新创的战法来说，将来能否成功运用于实战，既取决于战法本身的科学性、论证的充分性、设计的合理性，也取决于新的战法是否在部队得到充分的演练，并通过演练得到部队认可。对于一个成功的战法来说，部队训练水平往往决定该战法的作战效能。因此，促进新质战斗力的产生，必须激起战法创新与训法创新的共振。

根源上秉承一脉。“技术决定战术”，战法作为战术的重要内容，其创新通常源于新武器、新技术的运用。如精确制导武器的诞生与运用，推动了空中打击由“地毯式”轰炸向“点穴式”打击转变。但要将新武器、新技术改变战斗模式，对战争发生重大影响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既需要战法创新，也需要训法创新。战争实践反复证明，新武器、新技术只有在数量和训练上达到能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与之相应的战法才能发挥真正的作战效能。可见，战法创新与训法创新都是根源于新武器、新技术的运用。

关系上互为一体。一方面，训法创新是战法创新的重要环节，是战法创新的一部分，只有训法与战法同步创新，才能更好地推进战法创新。新战法提出必然要求有新训法与之相适，否则新创战法接不了“地气”，只能始终停留在概念的层面。同时，战法新创只有通过相应的训法创新，找到科学的训练方法，通过反复演练才能发现不足，促进战法的自身完善，才能在战时发挥应有效能。另一方面，训法创新有时也孕育着战法创新。如果说战争时期战争实践是战法创新的摇篮，那么，和平时期军事训练则是战法发源地之一。也就是说，训法创新并不是完全被动跟随战法创新，训法创新时常孕育着战法创新。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成功实施的“闪电战”，就是在坦克和飞机运用新理论的指引下，通过训法创新催生战法创新的结果。

发展上相互促进。历史证明，中外军事史上大凡有作为的军事家，能够在战法上形成聪颖睿智的真知灼见，离开了军事实践这个源头活水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和平时期，军事实践主要是军事训练和作战实验等预实践形式。和平时期的战法创新，离不开训练创新。特别是在新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战法创新与训法创新已紧密联系、相互促进，难以清晰地界定是战法创新推动了训法创新，还是训法创新引起了战法创新。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两者良性互动，相互震荡产生“共振”的正能量，推动了彼此快速发展，并互为对方的发展提出了要求，创造了条件。如无大兴训法创新之风，大兴战法创新之风也难以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