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是山东人，当年爷爷带领全家逃荒关东，在路上奶奶生下我父亲。1949年，爷爷用箩筐挑着父亲落脚在东北的黑土小镇。他是一字不识的菜农，但他带到黑龙江的4个儿子，却都是读书郎，并且读的很多。父亲在家最小，读完小学读中学，后来又到外省省城读军校，爷爷的4个儿子都离开了黑土地。1949年后，三伯是镇政府文教干部，父亲是本镇最高学府的老师。我们这些孙子孙女辈，也统统至少读完初中再参加工作。二伯的女儿也就是我大姐，一举考到省城的大专，毕业后分到上海工作，三伯家的大哥毕业后在本县工作，后来成了县长。一个区区小镇，出了这么多人才，可算大事了。而姥姥家就不同了，我老姨仅仅比我大几岁，小学和我同班，没毕业就辍学了。姥姥家的男孩女孩没一个读到高中的，和我爷爷家是天壤之别。

从孔孟的故乡逃荒到关东的爷爷，心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根深蒂固，逃荒路上的见多识广，与黑土肥得流油文化土层却较薄的坐地农户，眼光截然不同。所以，同是目不识丁的农民，产生出两种家风。可是爷爷毕竟也是农民，他想的是读书，不是做官当老爷，而是读了书能使人有出息，过上幸福日子。一天，我正帮父亲干活，累出一头大汗，爷爷却说，这孩子真懒，赶紧写作业去！父亲说他刚刚写完，爷爷说那就再写一遍！他说，孩子不刻苦学习就是懒。我就是爱听琅琅的读书声。见开着杂货店却坐那儿埋头读杂书的我大伯，他会说，你不能再这么懒，孩子没妈，你得紧盯着他书念得咋样！对家庭妇女的母亲，爷爷会通过奶奶问，夜校她还天天去吧？对刚上初中的我，爷爷开始常叫我睡前给他和奶奶读一会儿《水浒传》《杨家将》什么的，既是帮他解闷，又是督促我多读书认字，长见识。我爱上文学写作，就是从小受这影响。而爷爷的“读书高”思想，还包含能提高生活质量和做人质量。比如，年年被推举为给社里看瓜果的“老瓜头”，他对我能用所学知识帮他修理手电筒、收音机、理发推子这重要的“三大件”分外高兴。为排遣寂寞，也为防偷，爷爷总好白天背着收音机，晚上拎着手电筒各处转，头发长了，收音机、手电筒出了毛病也不肯上街，而是传我到瓜果园去修理。我当然招之即来，却不愿挥之即去，原因不外想混点口福。对此爷爷极有分寸，摘个熟透的香瓜或李子让我吃了，便打发我走，却不让我往兜里装。即使我忍不住打出奶奶的旗号，他会说，让你吃点，是你帮社里忙了，你奶奶不能白吃！我也见过生产队领导叫人捎来公社领导的条子，让爷爷给县干部摘些瓜果送去，这时爷爷绝不求我念那条子，而说他一个大字不识，谁的字条都不认得。印象最深的，有回我趁午间爷爷可能打盹儿，带了几个小朋友去偷瓜果，不幸被爷爷发觉，没偷成反被撵了好远，以至跑姥姥家躲了一夜，第二天奶奶去接，才战战兢兢跟回家去。公家的东西不能私占，至今是我心头的律条，当然这律条也紧贴父亲的心头。父亲说，虽然反右时他被划为“中右”，但对公家的东西从没伸过手。三年自然灾害时挨饿，父亲带我到很远的山沟开小片荒，种点高粱，多次路过的农业社苞米地，也没有掰过一个。只听说他曾拿过学校一箱书，那是伪满洲国倒台时，日本人逃跑，父亲在读的学校图书馆被砸烂，许多好书要同日语书一同烧毁，他觉得实在可惜，趁机悄悄藏了一部分，然后带回家。

爷爷和父亲都过世之后，我的独生子考大学，当时我已是当过多年军队作家的转业干部了。关于儿子选哪个专业，我和妻子一致认为读军校文科最好。我知道，这是爷爷种下的家风使然：他唯有读书高的理念里，还有另一层意思：写书！这比读书更高！我知道爷爷曾同意父亲去读军校，但父亲没读完，于是父亲才回家乡当教师的。有道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并非无稽之谈，而是家风传承的力量。妻子是中学老师，我在戎马生涯从文，所能做到的只能是把儿子培养成比较文武双全的人。我说的武，不是指当将校，而是性格中军人那种阳刚之气。那时我是家族中唯一有过较长军龄的人，知道军队文科大学最能培养这种气质的人。儿子真的实现了我们的愿望，获得军校文科学士学位后，又拿到人民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再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最后投身部队，终成一手拿枪杆子一手拿笔杆子的人，在强军的路上贡献才智，为更多的人谋幸福。这既随了祖父种下的读书家风，也遂了我们的心愿，又合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家国情怀。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万般皆下品是不对的，但是读书确实是一件好事。一想到此，我就向爷爷投去深深的敬意，为他的远见，为他的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