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近人独服”的曾文正公，他的家训苦口婆心，一片深情，透露纸上。

从处世做人、品德修养，到家常日用、出将入相，无不涉及，无不训诲。就连读书写作的经验，也是悉心教授，和盘托出。读之亲切有味，用之实在管用。他对自己的兵弁将士，恐怕不会这样说的吧！

“抄撮体面话头”，就是他写给儿子的。信中说：

“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抄撮体面话头。”我辈可勉强谓从文之人，带兵打仗是不会的。说这几句话好，是因为多少有一点自己的体会，与“矮子看戏、随人说妍媸者”略有不同。

后来，陈康祺把这几句话原原本本地抄在他的笔记《郎潜纪闻》里，并加以发挥，举例说明：

“文人不可无手抄夹带小本，昌黎之纪事提要、纂言钩玄，亦系分类手抄小册也。”

写到这里，意思大概已经清楚。说直接一点，就是身边要备一个小本子，看到好言语、好议论，即所谓“体面话头”者，就随手记录下来。

这虽然是一个笨办法，但非常实用。否则，文正公也不会郑重其事地写信告诉儿子了。

“抄撮体面话头”，说小一点，是积累资料；说大一点，就是一种治学的方法。前人许多不朽的著作，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累积而成的。

《日知录》，是顾炎武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后人评论它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健实的新学风。

他写作这部书，也是从“抄撮”开始，一点一点记录，逐步上升到研究层面，集腋成裘，遂成巨著。

他一自从学，就遵守先祖“抄书”的庭训。这样经过了20余年，到他40多岁时才开始著书。50岁以后，又因先前著述的不成熟而懊悔。

他在卷首自述著书的过程：“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 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那种扎实。

钱锺书的学术巨著《管锥编》，也是先作札记后成书。杨绛回忆，钱留下的笔记有几麻袋之多，达178本。这些都是手抄，那些打印的不算在内。看影印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就可以知道那是一种什么盛况。

现在，许多做文字的人，似乎都羞羞答答讳言“抄撮”，遮遮掩掩地不肯承认这一点，行文不加引号、不标出处，好像以此宣示“言必己出”、博学多才。

清代的另一位学人说过：士人至今日，凡作诗作文，俱不能出古人范围，即有所见，以为创获，而不知为古人所已言。惟随时记事，或考论前人言行得失，有益于世道人心者……不至于虚其所学。

所以，文人作文，也和武人习武一样，都必须老老实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是一，二是二，不会的就说不会，不懂的不要装懂，靠投机取巧掩人耳目，靠哗众取宠博一己之名，是行不通的。

真是古今人情相去不远。为了自己这“抄撮”的底牌被人摸去，差点打起来的都有。《世载堂杂忆》的作者刘禺生说：

章太炎有手抄秘本数十册，蝇头小楷，极精善，记的都是汉魏以前最好文调。作者说，他写的文章之所以渊雅古茂，是有本源的。有一次，作者与其他几个人发现了这个秘密，差点弄得动武。

有一天，太炎为人作文，作者看到其中有一句话，对太炎说：这不是先生从《四书》里套用的吗？太炎听了，怒目而视。

可见，大家也是从“抄撮”做起，慢慢成为大学问家的。而如此秘不示人，也可见他们是多么看重这些“体面话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