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革命先辈战斗诗词选辑》（解放军出版社），几位革命烈士的名字映入眼帘：帅开甲、杨超、周文雍、夏明翰、汪石冥、刘绍南、殷夫。“革命何须怕断头”“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等著名诗句就出自以上诸位烈士笔下。读罢，一个个豪迈、乐观、忘我的形象跃然纸上，我仿佛看到他们如炬的目光、高昂的头颅、紧攥的双拳，还有对死亡的决绝……

他们，正值人生芳华。

他们所处的时代，家国罹难，长夜漫漫。

他们以行动昭示“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血荐轩辕，为生民立命。

杨超被施以火烧、电击等酷刑，对党组织的秘密依然守口如瓶；周文雍和陈铁军临刑前当众高呼：“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同志们，永别了。希望你们继续战斗！未来是属于我们的！”刘绍南砸烂敌人招降的宴席，面对敌人以年迈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来劝降，只留下一句“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便拂袖而去。敌人的威逼利诱对他们毫不奏效。

这些今日读来依旧荡气回肠的诗词，有的题写在狱中墙壁上、有的撰写在遗书中、还有的是就义前即兴所赋。对革命、对死亡他们早已深思熟虑，对自己的选择更是坚定不移。与世诀别之际，诗词明志，既是发动革命群众的“宣言”，也是投向敌人的“匕首”。

掩卷深思，感慨万端，一个问题萦绕心头。究竟是什么让他们甘愿放弃生的希望，甘愿抛家弃子？我想，如果能够超越对亲人的眷顾、对死亡的恐惧——这些人性天然而本真的取舍，一定有一种神圣的力量在发力。“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种力量就来自于信仰，笃信共产主义，一心救国救民，“虽九死其犹未悔”。

耀眼的光芒刺破漆黑的夜空。彼时的中国战祸频仍，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满天风雪满天愁”，中华民族劫难当头，民族精神沉沦在即。就在这窒息的黑暗里，中国共产党人信仰的火炬熊熊燃烧，令我想起狄更斯《双城记》的开篇语：“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在这片混沌与动荡中，光明已经孕育。

光芒源自追求真理者吐故纳新、上下求索。这群青年人生长在中华文明跌落谷底、几近衰亡的年代，却有幸经受“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洗礼。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有的毅然与旧家庭决裂，有的辗转追寻才走上革命道路。在革命斗争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意志如钢的共产主义斗士、时代最杰出的青年。共产主义信仰扎根灵魂，成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力量源泉。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些年轻的生命在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遭受重创之时陨落了。他们多是党的优秀干部、工农运动领袖，却没能看到革命胜利，甚至牺牲年代久远，又太年轻，以至于被今天的大多数人遗忘。他们甘当革命的“铺路石”，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党的成长成熟，“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而这些，不正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国革命的“星火”吗？

年轻英烈们的精神之光穿越时空，恰似一面面镜子，让肮脏龌龊的灵魂无处遁形。一些腐败分子辜负组织培养、人民信任，忘记了先烈们“记取豫章城下血，他年化作杜鹃红”的遗训，销蚀着“春满人间尽自由”的盛世，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还有极个别无知的年轻人，诋毁英烈、歪曲历史、扮“鬼”作秀，上演了一场场亵渎民族尊严、伤害民族情感的荒诞闹剧，无疑是民族的败类。

如今，虽世殊事异，为国为民初心不能改。肉体上的摧残已然远去，精神上的蛀蚀却不断增多，我们只有从先烈手中接过信仰的接力棒，才能百毒不侵，传承血脉，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