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在《龙门子宁道记·大学微》里记载：昔李元平初从关播，喜为大言，常论兵，鄙天下无可者。一日，将兵汝州，李希烈一笑而缚之。

一个夸夸其谈、鄙天下将领都无能的李元平，在驻守汝州的时候和叛军首领李希烈一碰面，就被其轻而易举地生擒了。这说明，言过其实、徒有其名的为将者，虽能使上司轻信其大话，甚至被重用，但关键时候只会被对手“一笑而缚之”。这样的结果既害人害己，又误国误军。

宋濂还曾写过一个“尊卢沙”的寓言，一位虚构人物尊卢沙，好夸谈，竟然以他的夸谈唬住了关吏、大夫、上卿。从而得见楚王，又以夸谈谋得楚卿。但晋侯率诸侯之师打来时，他却变得瞠目结舌、束手无策了，最后只能说出割地求和的法子。楚王气恼，便割其鼻子，将其逐出朝廷。

狂妄自大、吹牛浮夸，虽是大言者的本性，却是领兵打仗的大忌。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些曾经高谈阔论而无真招实策之人，又有几人能够逃脱失败的命运呢？战国时期的赵括、三国时期的马谡，都是引用兵法的“高手”，却惨败长平、失守街亭，“纸上谈兵”的雅号被人道说千年。

“兵，死地也”，不能“易言之”。但是历史的教训，总会有人重蹈覆辙。后蜀将领王昭远好读兵书却大言不实，率军队从成都出征时，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酒酣之际，更是攘臂狂言：“吾是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如反掌耳。”结果战败弃甲而逃，藏在老百姓的谷仓下面，悲痛嗟叹，眼睛哭肿，只是念诵罗隐诗“运去英雄不自由”，很快就被宋军俘虏。

大话好说，牛皮好吹，平时无事指点江山、傲视天下，关键时候却是霜打的茄子——蔫了！哭有何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夸谈足以贾祸。”说大话的为将者，永远是说得惊天动地，就像扯把白云擦擦汗，凑着太阳吸袋烟。但事实一再告诫人们：“大言不惭，则无必为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践其言，岂不难哉！”

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为将者不能做说大话的“瘾君子”，不能插着浪漫的翅膀乱摆龙门阵。即使能逞一时之能，得一时之位，却是花边的枕头难见真章，落下“一笑而缚”之类的下场只是早晚的事。换个角度看，一些人之所以热衷“大言”，夸夸其谈，除了作风虚浮，恐怕还与“能力不足”有很大关系。胸无点墨，靠什么博人眼球？胸无良策，凭什么蓄积底气？只能靠吹牛说大话吓唬人。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力本事绝不是靠大话撑起的，而是靠艰辛努力换来的。左宗棠曾在家书中提到初到江西督战的情况：“吾惜尝以未临前敌为恨。自到江西，往往策马督战。初犹皇戚，久则胆气愈壮，心志愈定，虽杀声震耳，矢石当前，而毫无怯惧之色。以是知凡事之不可不历练也，今而后可免纸上谈兵之诮矣。”左宗棠这样的人物临战时也有畏惧，也有“不能”，但他找出破解的方法就是多深入一线战场，多练习胆气血性。

“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缩短“说”与“做”的距离，是为将之要。然而，一些同志却喜欢这番景象：对上表态慷慨激昂，练兵备战说得多、做得少；自我感觉常良好，“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如此表现，照见的全是形式主义的虚火、高高在上的官气，根本彰显不了纵横战场的能力。

雷声大，不代表下大雨；大言多，不代表会打仗。佯装具有别人所不具有的智慧和能力，哪怕吹得再美、演得再巧，在“那一天真的来临时”，都会尝到苦果。鲁迅先生说：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以图虚名始，必将以得实祸终。真正的将才，绝不会在夸夸其谈上费思量，而是在练兵备战上下实功。

“部队还是要练，要随时准备打仗，枕戈待旦不是唱歌唱出来的。”千军万马看指挥。领导干部只有勤于实践、少说多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才能临战有良谋，临危而不惧，真正成为克敌制胜的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