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魏源通过对地形水势的分析，在《筹河篇》中作出预测：明清时期南向入淮的黄河河道，将会改道北流，由大清河（古济水）入海。他建议清政府因势利导，尽快实施人工改道北流，以免黄河自行改道造成严重后果。

这是历史上对黄河改道预测最准的一次。3年后，黄河果然如他所说的那样，自行改道北流了。魏源之所以能够作出如此准确的预测，缘于对黄河治理历史和现实的深入了解。他考察了历代治河人物如贾鲁、王景、潘季驯、靳辅等人的得失，大胆推断：“审地势水性如之”“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

魏源不愧为清代著名的思想家，一个“审”字，便道出了数千年来治河的真谛。治水如此，干好其他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

治河当知“河性”。不察地势水性，必然会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尧派鲧治水，鲧采用“围堵障”的方法防御洪水，9年而未成，最后被放逐羽山而死。禹治水时，吸取了父亲鲧的教训，在“围堵障”的基础上，采取“疏顺导滞”的方法，“左准绳”以“望山川之形”，“右规矩”以“定高下之势”，用了13年时间才获成功。

黄河被称为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难就难在不仅流域地形复杂，而且水土流失特别严重，“河水一石，其泥六斗，一岁所浚，且不能敌一岁所淤”。历史上，黄河多次发生大改道，致河患不断，两岸生灵涂炭。在科技水平还很落后的古代，如何有效治理这样一条桀骜不驯的“泥河”，确实是对历代治官的严峻考验。

《后汉书》记载，东汉王景治河时，“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涧，防遏要冲，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由于实施分水分沙体系，效果显著，其后千年没有发生一次重大的黄河改道，出现了黄河历史上少有的相对安定时期，创造了治黄史上的一个传奇。

不过魏源却认为，“王景治河、安流千年”，固然是“禹后一大治”，但这并不能说明王景就有什么特别超凡的能耐。说到底，不过是顺应了地势水性而已。后世治官，不是才能不及王景，也不是不懂地势水性，“其弊在于以河通漕，故不暇以河治河也”。目的不纯，自然就难以专一而事功。

在古代，治河和漕运，历来是两难选择。河患不治，殃及沿岸百姓；而漕运不通，危及京城物资供应。这就需要治官立足全局，善于从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区分轻重缓急，找到一个兼顾各类矛盾的治理方案。可以说，如何妥善处理治河与漕运的矛盾，统筹兼顾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不仅需要治官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更需要其具备长远的政治眼光和勇敢的担当精神。所以“审地势水性”，更重要的是“审”政治全局上的“地势水性”，全面衡量，综合考察，这样才能作出科学的决策。

清朝靳辅的治水水平不在王景之下，先期在治河上也大获成功。当康熙有意先整治下河工程以保漕运时，一些惯于见风使舵的人曲意逢迎，而生性耿直的靳辅却敢于从实际出发、大胆建言，认为“下河河道低于海平面五尺，疏浚海口不但不能泄水入海，反会潮水内灌，造成更严重的灾害”，建议即使是要整治下河口，也不应该采用挖的方式，而是应在下河两岸筑长堤束水以冲刷河槽，并抵御海潮入侵。但是他的正确主张，却受到一些居心叵测之徒的诽谤发难，靳辅遭受革职处分的不公平待遇。后来的事实证明，还是靳辅“于河务最为谙练”，康熙重新起用靳辅为河道总督，并在其死后建专祠纪念，大力褒扬“其利益在国家，德泽在生民”的治河功绩。

一部治黄史，也是一部治政史。政清则黄河治，吏明则德泽生。历代治官在留下治黄工程时，也留下了为官从政的一道道碑文。有的读来让人荡气回肠，有的读来让人唏嘘叹息。治政如治水，公与私、疏与堵、智与愚、勤与懒，都写在巍然高耸的堤坝上了。“不审势则宽严皆误”，既是对领导者的提醒，也是对所有管理者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