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家事私事多，考虑国事军事少”，作为“和平病”的一种表现，这一现象在少数官兵身上依然存在。如何看待使命与家庭、亲情、生命的关系？《尉缭子》中用“三忘”给出了响亮的回答：“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枹而鼓忘其身。”

“公以忘私，国以忘家”，“分内事也。”在尉缭子看来，“国安则家安矣，君乐则亲乐矣，民存则身存矣。故受命即忘家，思报国也；张军则忘亲，虑君事也；援则忘身，虑民害也”。“三忘”成为历代军人共同推崇的价值追求，也沉淀为中华民族的魂魄。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我国历史上有许多精忠报国、舍亲为国、以身殉国的军人志士，比如，袁崇焕、史可法、葛云飞、邓世昌等，在国、家、身的价值选择上，无一不是“三忘”的典范。岳飞年轻时，喜欢开怀畅饮，皇上告诫他说：“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于是，岳飞不再饮酒。皇帝为岳飞修建了一处住宅，岳飞推让说：“敌未灭，何以家为？”有人问岳飞天下到什么时候才会太平，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资治通鉴》记载，辽西太守赵苞的母亲、妻子和孩子，被鲜卑军劫为人质。当赵苞率领2万人马与鲜卑军对阵时，鲜卑军推出赵苞的母亲相威胁。赵苞哭喊着对母亲说: “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死，无以塞罪。”他的母亲反而安慰他说：“人各有名，何得相顾以亏忠义，尔其勉之！”赵苞听后，立即进兵，大败鲜卑军。

在国家存亡与个人安危冲突之际，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每名军人都应以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为重，勇于效命疆场、献身使命，以马革裹尸为荣，以贪生怕死为辱。三国的曹植在《白马篇》中写道：“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宋代的文天祥曾说：“但令守吾贞，死生浩无愧。”明代的于谦说过：“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些与“三忘”的价值选择都是一致的，反映出一名军人必须具备的道德操守和思想境界。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多少军人因为“三忘”而被历史永远铭记，一些军人也因为“三不忘”而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甲午平壤之战结束后，日军在清理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清军将领卫汝贵妻子写来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统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年事已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将家室安逸置于国家安危之上，开赴前线之前已将23万两饷银运回家中。战争打响后，他和叶志超弃城狂逃500里，真正落实了他妻子“勿当前敌”的嘱托。此信后来被日本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教材警诫其国人。

使命重于一切，使命高于一切。我们倡导“三忘”精神，并不是说不要、不爱自己的家、亲、身，而是说当军人的使命、职责与军人的亲情、生命发生冲突时，比如，面临“受命之日”“张军宿野”“援枹而鼓”等特殊处境时，军人必须做出“三忘”的选择，“无忌嫉之心，无私利之见，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忠诚使命、献身使命，是新时代革命军人职业品质的集中体现，是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军人最大的荣誉是在英勇无畏战斗中赢得的，军人至高的忠诚是在勇于牺牲奉献中体现的。我们要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就应做好随时打仗的准备，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就行列则忘其亲，冒矢石则忘其身”。

（作者单位：警官学院训练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