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来八宝山悼唁先生的人都离开了。师母和我们几个人还在等，等着看先生最后一眼。当工作人员捧出先生骨灰的那一刻，大家又一次忍不住流下眼泪。工作人员说，请节哀，千万不要让眼泪掉在骨灰上，这个有讲究的。边说边把骨灰往后移了一点。大家默默地流泪，默默地看着工作人员把先生的骨灰收进了存放处。这是2018年4月4日正午，最后的告别。

先生在北京生活了五十三年。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也是伴着泪水，不过那泪水是自己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讲，1965年8月26日早晨，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的情形。那时他是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身穿蓝制服、土布鞋，面孔黑红。他在绿皮火车上度过了两个晚上，终于抵达北京。当他站在北京火车站的广场上时，只觉内心有雷声一阵阵轰鸣，眼圈热辣，他忍了又忍，泪水还是夺眶而出。先生每次到最后都会说，我一遍遍想起那个早晨，一次次想弄清那泪水的原因，却是徒劳啊。

先生走得太突然，文坛的师友们皆不能相信。即便是亲眼看着他离去，我仍然不能相信，感觉是个噩梦。或者，是先生和我开了个玩笑。几天来，不时有一种幻觉，好像先生突然会从书房里出来，笑着和我们说文坛诸事，笑着说我们这些学生的问题和进步。下午，去机场的路上开始下雪。打开天气预报，显示北京暴雪。这几年，我在北京学习的时间不少，只觉这是我经历的北京最冷的时刻。坐在候机厅，看外面的雪越下越大，有关先生的记忆浮现眼前。

2005年夏天，先生受我的硕士生导师彭金山先生之邀来西北师大讲学，其时他在兰州大学做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前，我读过他的著作与文章，十分敬仰。一时见到本人，心中更是激动，便表达了想考取他的博士生之愿，没有想到他表示欢迎。后来我如愿成了先生的学生，实为人生之幸。先生在兰州大学做博士生导师十年，前后指导博士生十余人，这些同学现大都在高校工作，有不少成就突出。虽然先生平时大部分时间在北京，但会建议我们读什么书，并让我们把文章写好发他邮箱。他常常一眼看出文章问题所在，但不生气。他会及时回邮件，有时回很长的邮件。有时，我们也会打电话向他请教问题，他从来充满耐心。先生在学业上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我们每每取得一点小小的进步，他会把高兴写在脸上。在他心中，学生不止我们兰大的这些学生，还有更多。我们去北京看望他时，说到某某青年作家的新作写得不错，他就和我们一起探讨，作品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最后，他还不忘说一句，某某是我在鲁院的学生呢！说这话时，他欢喜得像个孩子。

先生对故乡一片深情。他每来兰州都想到处走走看看。在市区，他找自己小时候生活和走过的地方。他会问，自由路还在吗？小西湖变了吗？他会讲他的出生成长，他青年时期的刻骨铭心与无奈愧疚。他非常喜欢开着车在西部大地上野跑。你让他休息，他不肯。实在累了，就让别人开，但是根本不休息，时时要看路况，还要指挥那开车的人。他每次开过车后都会告诉我们在兰州的学生：千万不要让你们师母知道！可是他天生要写作，他回到北京就把自己的故乡行写成散文，其中有一篇《凉州曲》，文中写道：“第一次独自驱车300公里，打破了我开车史的记录。”不料想此文被师母看到。从此，他只要来兰州，师母就藏起他的驾照。他偶尔还会找到，偷偷带上来兰州，继续开车。不过，开的距离越来越短了。

先生有时候很执着。有一次，非要在深秋去祁连草原，结果遭遇冰雹雷电，当时我开着车，想停不能停，怕被雷电击中，就慢慢地前行。他却出奇地冷静。冰雹之后，草原上很冷。我们缩在车里。他却一个人下车，站在草原上看横跨天际的彩虹。事后说起来，他说，世界还是很美好的。当时的我们只以为先生随口感慨，哪里知道，当时的他已经查出了肺纤维化的病，而且病情不轻。更不知道，这病是要少到高海拔地区的。可他一次次地回故乡，还一次次去比故乡更高的高原。

先生一生为文强悍，为人率真，做事利落，不愿相欠。去年5月，长江文艺出版社邀请先生主编一套百年文学书系。他写信对我说：“我年龄大，精力差，本想推辞，但想到我们师生再做一次愉快合作，也是很有价值的。我有些理想主义。这种事对高校的研究成果和职称升迁意义可能不大，但对文学界、作家与读者还是非常重要的。”先生让我负责诗歌卷。我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但师命如山，就坚持做完。今年春节期间，先生亲自修改定稿。他电话里给我说，咱们百年书系的工作都完成了。

今年3月3日，我到现代文学馆开会，一到北京就给先生打了电话。那时已经下午，他说，你来家里吧，我们聊聊。你现在就来吧，打个车。师母做饭，我们三人一起吃。然后就挂了电话。这实在有点反常。一般，先生都不让我们打车，让我们坐地铁，每次去家里时都会重复一遍地铁的站名和出口。以最快的速度，我到了先生家，没有任何异样。先生说，我的新书《雷达观潮》出了，家里只有两本样书，先送你一本。我说，样书您留着，我在网上下单，书到了再请您签字。他说，你不嫌背着回兰州沉，就带上！我自然欢喜。和师母看他签字，盖章。师母说，你们这些学生一来，他就高兴呢。说着说着，我看先生累了，就起身告辞。怎么也没想到，再见时已阴阳相隔。

4月1日到京。先生家熟悉的客厅变得陌生，成了临时灵堂。师母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沙发上坐满了先生天水老家的人，原来在先生老家新阳镇，人们也自发设了一个灵堂，悼念先生。先生若在天有灵，肯定也会同意的，毕竟他那么热爱故乡。书房的样子没变，先生的床头上挂着先生母亲的一幅绣画。画上是一匹马，站在柳树下，轻轻回着头，眼睛清亮有神。想起十三年前，先生对我说：“我的父亲雷轰，字子烈，毕业于北京大学，回天水后创办了当地最早的农业学校。母亲张瑞瑛，字玉树，是甘肃省第一位女法官，会弹风琴，吹洞箫，擅长书法与刺绣。天水有人发现了我母亲的一幅绣画，我要把它找回来。”我陪先生到天水找回这幅绣画，从此，先生就把它一直挂在床头……

从北京回来，去青城古镇，一座得名于北宋名将狄青的古镇。想起十年前，曾陪先生来过这里。看见城隍庙里“你来了，暂且有你”的匾额时，他说：“不得了，当头棒喝。”看到一位先贤临终前的话，他很赞许。那句话是：“我走后，爱我者莫为我悲伤，恨我者莫因我欢喜。”在青城书院，看见阳光照在先生坐过的椅子上，仿佛先生还会来。然而，先生走后，我却一次都没有梦见过他。正好遇到一位藏族朋友，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想起先生对我讲过，他出生前，母亲梦见一位僧人站在家门前，所以给他取名雷达僧，上小学时改名雷达学。可上中学后同学们都只叫他雷达，后来，他索性改名雷达，并以此名行世。那么，先生应该是有佛缘的。我便对这位朋友说了心中所想。他说，梦不到是好事，说明你老师走得心安，无挂碍了。

尘世再无吾师雷达，而一切记忆仍在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