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梁章钜的《浪迹丛谈》记载了张居正的一段论述：仿制一件造型简单的古器，原本不难，但吴中之地的工匠，为了逼真还原那种古拙之美，不惜耗费大量财力、花上几年时间精心打磨。这种为了看起来“拙”，下功夫弄“巧”的做法，被张居正称为“以拙为巧”。

作为一种艺术风格，“以拙为巧”无可厚非。万历年间的鉴赏家王世贞，评价王宠的书法是“以拙为巧，婉丽遒逸，为时所趣，几夺京兆价”，持的是一种肯定态度。然而，对于人，特别是为官之人来说，“以拙为巧”绝非什么赞美之词。

张居正说，在他所处的年代，有些官员很清楚朝廷“恶虚文、责实效”，所以费心卖力地装出一副拙直任事的样子。究其实质，则不过是想为仕途晋升而积累资本。这种现象，何尝不是一种“以拙为巧”。

如果说“以巧为巧”是把花招和伎俩使在明处，比较容易识别，那么“以拙为巧”由于其伪装性、隐蔽性较强，就不太容易看破了。如果对其丧失警惕，很容易上当受骗。《浪迹丛谈》中举出一例：清代的汪稼门任福建总督时，凡是遇到“披敝衣、着旧靴”的牧令，都高看一眼、厚爱三分。孰料，到头来“皆被猾吏所欺也”。

这不禁让人想起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的赵德汉，住的是老旧楼房，吃穿用都很朴素，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谁能想到，正是这样一个“朴拙”之人，贪污受贿数以亿计。可见，“以拙为巧”者古今皆有，而且越是摆出逼真的“拙”态，越是可能用足了“巧”劲。他们之所以不惜代价地装模作样，归根结底是为了掩人耳目，更好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也有些人的“以拙为巧”，不是日积月累的“形象建设”，而是特殊时刻的“急中生智”。这样的情况就更加考验“演技”。钱泳的《履园丛话》中记载，清雍正年间，某同知任满，依例进京朝见皇帝。没想到，他的官帽中藏有一只蝎子，螫得他火辣辣地痛。但按照礼制，在那样的场合不能摘下官帽，否则就叫“失仪”，是对皇帝的大不敬，要受处分甚至丢官。他没法取出蝎子，又不敢哭出声，眼泪鼻涕直往下流。

雍正帝见他这副模样，感到奇怪，询问他流泪的缘故。这位同知连忙伏地叩头说：“臣感念圣祖仁皇帝多年深仁厚德，臣家两世受恩，因此情不自禁流泪。”雍正帝只当他是老实人，以为他有良心，便把他提为知府。后来人们知道了事情原委，就送了此人一个外号——“蝎子太守”。试想，这样一个善于逢场作戏的“老实人”，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干好工作，怎么可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如果任由“以拙为巧”的人混迹官场，危害很大；其中的“演技”过硬者，危害更大。就如阮葵生在《茶余客话》提到的“白土”，俗名“光粉”，放在米中能够增白，是市井之人作假的手段。然而，“白土”毕竟不是真米，反而“耗米中之精华，久而膏枯，食之无味”。同理，“以拙为巧”的人多了，真正的拙诚之人要么受到排挤，要么受到玷污，久而久之，从政环境就会被腐蚀，政治生态就会被污染。

其实，“以拙为巧”算不上真聪明，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辩证地看，巧与拙也并非完全对立、不可调和。既守护拙诚之心，又用好巧谋之智，让巧与拙各归其位、各尽其用，方能干出不凡的工作业绩，抵达不凡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