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一个故事说起——

清代，湖南一个樊姓总兵去拜见抚台大人，没想到，抚台的师爷将总兵挡住，要他先给自己请安。樊总兵乃二品官员，岂有给无品无级的师爷磕头的道理。谁知这师爷不依不饶，呵斥让他“滚出去”。

樊总兵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回头打听到这师爷不过是个屡试不中的失意秀才，便在家里盖了一座读书楼，花重金请来名师，让儿子樊增祥禁足于楼上苦读书，发誓将来考上足够大的功名，羞煞那师爷。

樊增祥挺争气，科举路上中进士、点翰林，风光无限，还小有诗名。但他“羞煞”那位师爷了吗？忘了介绍，那师爷姓左名宗棠。对，就是“国一日不可无湘，湘不可一日无棠”的中兴名臣左宗棠。

隋代以前官员的选拔、推荐，基本不出几个门阀世家的门槛，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社会分化。而始于隋文帝的科举制度，之所以跨越多个朝代，稳定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1905年被废止），关键就在于它改善了用人制度，打破了阶层固化。毕竟有不少平民子弟，留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那样近乎神话的故事。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科举制度实行千年，亦被骂千年。人们诟病的，当然不是学子寒窗苦读的精神、从平民中选拔官员的方式，而是腐朽陈旧的教育制度，使科举逐渐演变成一场赌局——赌官职、赌功名甚至赌美色。

有几句诗人人皆知，但却很难想象，如此俗俚之句出自皇帝御笔。宋真宗赵恒为太子时写下《劝学诗》：“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当时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无论家庭如何贫寒，立马成为全城名媛佳丽、大家闺秀纷纷哄抢的目标，留下了“榜下捉婿”的典故。

当终于熬出晦涩古文、干瘪八股的苦海（据概算，参加科考的学子至少要熟记40万字以上的古文），当经历了一场场与蹲监狱相似的乡试、会试……最终获取功名的学子，不少人“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变成羁縻于功名的政客、专擅于套话的清客。“刀笔吏”的说法，在明清两代才演变为贬义词，或许不无道理。

“曲终人还在，觍颜唱俚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八股文在大清竟如一只“看不见的手”，从科举考场延伸到官场，从文案发展到公务。比如，皇帝下诏提拔一个官员，这个官员要先“之乎者也”地谦辞一番；皇帝就再下“不允诏”，说不必谦虚，就你最合适；官员再推辞，皇帝再不允……其中来来往往的繁文缛节，必须是“骈偶之体”，所有“等因奉此”的空话都要押韵对仗。

曾国藩打了一次胜仗后，得颂辞贺章无数，可全是汤汤水水的文字游戏。他让人统抄成册，题签曰“米汤大全”。

但是，洋人可不懂“米汤”这一套。英国人1757年便开始在广州“叩关”，即投递各种文书。可按照“官不通民夷”（即官府不接受老百姓和外国人的信札）的惯例，几十年间，广东各级衙门一直在为外国人投送的是“禀帖”还是“谨呈”，以及是否“词意恭顺”上纠缠。

一直等到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舰队打到天津大沽口，道光皇帝才在舰炮之下，接受了英国远征军的文书。可让他“龙颜大怒”的，不是英国人苛刻的勒索，而是文书的程式居然不是“禀呈”，而是意指平等的“咨会”……

浏览历史，无论是“不能承受之重”还是“不能承受之轻”的篇章，多与精神的坚守和遗失有关。想想“米汤”，再想想林则徐那句“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别有一番感慨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