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某合成旅驻训场，一堂政治教育课结束，四级军士长刘喜华记满了又一个政治教育笔记本。

当兵16年，他已记不清到底写满了多少个教育笔记本，“每年几个，算下来也有好几十个了吧”。

不过，他总感觉能够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笔记很少。因为，“那些与其说是做笔记，更像是照着授课教案摘抄”。不管谁上课、讲什么内容，谁听课、有什么收获，体现到教育笔记本上的都是授课教案中的一二三级标题。

刘喜华坦言，自己和很多战友一样，教育笔记写完了大多就撂到一边，除非上级来检查，否则很少再碰。他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这些“写完就不再碰的内容”，值得大家在紧张的训练工作之余抄笔记、补笔记，应对得不堪重负。

刚刚用完的这个笔记本，有了一些变化。笔记上的字迹不算工整，内容也略显杂乱，刘喜华却颇有些“敝帚自珍”。他说，年初以来，上级不再统一规范教育笔记，写啥记啥，写长写短，全凭个人感受。

刘喜华没把这个本子和以往那些写满的笔记本收在一起“压箱底”。他觉得，过去那些都是写给别人看的，而这一本属于他自己。

在刘喜华眼中，这个本子上记着他真正的内心感受、思想认知和心路历程，“值得随时翻一翻”。

对刘喜华所在的第78集团军来说，这个小小的本子上，还记录着一场破除“迎检式”教育笔记的“革命”。

本子上“齐刷刷”，脑袋里“白花花”

“漂亮”的教育笔记为何遭遇尴尬？

“除了记录样式统一外，内容也一模一样，有的战士连错别字也原封不动，搬了上去。”去年，集团军宣传处干事高旭调研基层政治教育开展情况时，对几本“令人哭笑不得”的笔记本记忆深刻。

原来，一个分队为了确保官兵笔记记录规范，每次组织教育时，都会先将授课提纲投影出来，然后要求官兵一字不落地誊抄。那天，授课人一时疏忽写错一个字，结果，连队有的战士居然照着原样“复制”了下来。

高旭随机找来几名战士，询问起近期教育课的大致内容。大家笔记记得十分规范，回答提问却支支吾吾。

纸面上“齐刷刷”，脑袋里为何“白花花”？

战士张居俊认为，现在不管大课小课都要组织抄笔记，内容无非是教案的各级标题，大家都是文字的搬运工，把字“搬”完了，除了累得眼酸手软，哪里还记得都抄了些什么东西？

中士时文盛曾担任过连队文书。那时，每堂政治教育课的前一天，他都有一个固定任务：整理第二天的笔记抄写提纲。为确保格式规范、内容统一，他将授课的标题、时间、地点、授课人等排好版，每一行写什么都规定得清清楚楚。“抄笔记已经成为政治教育的‘套路’。”

教育授课，为何非要抄笔记？

“有时候确实是时间冲突，教育内容安排不开，只好通过抄笔记来‘完成’教育任务。”某旅炮兵营教导员陈继伟有苦衷：上级要求的各种教育确实太多，有时一些机关业务部门还会临时安排教育内容，都要求落实，怎么办？基层只好“真”抄笔记“假”上课。

查笔记往往是上级各种检查的重要内容。不少官兵谈到，上级都是按照实力数检查教育笔记，“就算是人休假不在连队，笔记也必须要有”，少一本、缺一课都不行。为此，营连有时会专门安排时间，甚至牺牲休息时间来组织抄笔记。赶上部队任务多或者上级突击检查，有的单位还会连夜组织补笔记。

“这些笔记看似漂漂亮亮，实际上就是在走过场。”战士张伟从小就有做笔记的习惯。他发现，随手将学习中的所思、所想记在本上，能够帮助自己更好地记忆和理解。然而，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笔记确实让人“累觉不爱”。

张伟的想法不是个例。某合成旅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69%的官兵认为，政治教育笔记本已经成为应付检查的工具，自己平常根本不会主动拿出来，更别提翻看复习了。

如有雷同，绝非巧合

“千篇一律”的症结何在

“既然上上下下都反对，为什么抄笔记之风还是‘经久不衰’呢？”采访中，有官兵谈到，“千篇一律”教育笔记的幕后推手值得深究。

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宋博铭说，不论是《基层建设纲要》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大纲》，都没有对教育笔记本进行明确规范。从我军的成长历程看，政治教育笔记本是从最初的烟盒、手抄本发展而来的，坚持开展政治学习、记录政治笔记本身是我军的优良传统。然而，由于便于官兵记录、便于上级检查，教育笔记本逐渐成为检查教育落实情况的重要依据，反而成了官兵的负担。

某旅火力连指导员张学芳认为，正是因为教育效果不易量化，上级检查教育时便主要看是不是按计划上了课，看是不是人员全部参加，看不到教育笔记本就认为教育没落实，官兵答不上问题就说教育没效果。

对此，作为宣传科科长的腾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谈到，部队调整改革后，小机关带大部队，每次检查政治教育，即使“全科总动员”，也难做到“跟班听课”全覆盖。相比较而言，检查教育笔记在某种程度上就能变虚为实，组织起来省时省力，也算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组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似乎都各有各的理，各有各的难。这样的难题怎么破解？有人也尝试过做些改变。

针对“抄笔记”的问题，某旅修理二连指导员闫鹏宇上任之初开始推行“自主式笔记”，允许官兵在笔记本上自由发挥。结果，没过多久就被迫中止。“每次机关来检查，总是批评连队笔记记录不规范，个别战士‘短斤少两’。”

某旅火箭炮连指导员周龙也做过类似的探索，却很快陷入了“一抓就死、一放就散”的困境。他发现，个别战士本身不爱做笔记，把“自主”当“自由”，干脆就彻底不记了；有的战士还把政治教育本当成了草稿本、涂鸦本。浅尝辄止之后，他又重新恢复了“简单高效”的抄笔记模式。

不过，他仍然认为，这种“如有雷同，绝非巧合”的抄笔记模式是不可取的，是迫切需要变革的。

这种“迫切”很多官兵都深有感触。某旅上士麻长庆说，这样一堂课下来，笔记抄得是工工整整、密密麻麻，而入脑入心的话却没有听进几句。甚至有人调侃：宁跑五公里，不愿抄笔记。

排长朱贤成则认为：看似“标准化”的笔记既费笔墨又浪费时间，教育能停留在本子上，却未必能走入战士心中。

教育贵在真诚，笔记贵在走心

让战士的笔记本变变样，目光不能局限在本子上

如何纠治教育笔记中的形式主义？在第78集团军，部队上上下下进行了各种探索。

某旅利用政治工作干部活动日时机，组织探讨教育笔记应当如何“变脸”。讨论中，大家逐渐认识到，好笔记的标准不是格式规范、字迹工整，而是要有真思考、真体会。

某合成旅在官兵中开展了“我最喜爱这样做笔记”金点子征集，梳理百余条意见建议，介绍了“走心式”笔记的记录办法。针对官兵认知程度、文化水平的差异，他们向官兵推荐了摘记法、图示法、表格法、剪报法等多种笔记记录方法，供官兵自由选择。

某旅排长赵晨曦平时喜欢创作一些漫画，他就结合授课内容即兴创作，笔记本经常被其他官兵借阅。战士张海亮喜欢收集名言警句，他做笔记便摘录授课中自己有共鸣的语句，并随手记下感想。翻看这样的笔记，教导员于洋感到，“批阅笔记不再是‘千篇一律’的苦差事，教育笔记本成了与大家笔尖上谈心的新平台。”

只是单纯变换做笔记的形式还不够。该集团军政治工作部领导认为，打赢笔记本上的“战争”，目光不能局限在本子上。“不跳出‘一说检查就翻本’的惯性思维和习惯动作，再好的笔记记录形式都会很快演变成新的形式主义。”

也有人感到，为笔记本减负，其实也关系着科学确立政治教育乃至政治工作评价标准的问题。政治工作是没有独立任务的，你越是设置独立的、简单粗放的评价标准，越可能陷入自我设计、自我循环的误区和困局。

知易行难。如何有效评判人的思想状态？如何证明政治教育效果？新体制可能激增的工作量该怎样应对……第78集团军各部队从两个方面展开了调整教育效果评估方式的尝试。

一方面，引导各级将目光从笔记本重新回归教育课堂。某旅重新研究调整“跟班听课”制度，尝试推广基层互检、机关抽检等方式，用实时的现场评估取代翻看备课教案、抽查教育笔记的老套路；某合成旅为营连配发录像器材，各单位自行录制授课过程，并上传至局域网上进行展评。

另一方面，他们还将目光由教育课堂转向演训场，把教育效果评价与单位整体建设、日常工作表现、大项任务完成等情况相结合。官兵精神状态、训练热情等多项指标均被纳入检查细则。

“上面刮什么风，下面就会下什么雨。”某旅政委焦扬说，这些探索形成的制度机制虽然不尽完美，但教育评估方式的变革本身已经带来了诸多可喜变化。各级在检查时不再搞“唯本本主义”，官兵参加教育的热情高了，教育对军事训练等工作的推动作用正逐渐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