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但于战争规律却不尽然。从战争发起者与应战者的初衷和想法来说，双方并不想久战，他们不过是为了得到如荀子所说的“王夺之人，霸夺之与，疆夺之地”三个层面的利益罢了，攻战之前，所想的莫不是“速决”“灭此朝食”的痛快，岂知这就犯了大忌。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不是消遣，也不仅是在冒险和胜利中寻求乐趣，无责任感的好战之徒是无存在余地的。战争是一种达到严肃目的的严肃手段。”墨子对因侵略成性导致败亡则举出了例子，“吴以阖闾夫差之好战而天下莫强，乃卒不免灭于勾践。晋之智伯势冠六军，兼并为务，而终败于三家”“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

都知“极武者伤”，那么根由何在呢？除了道义及物质方面的原因外，很重要一点就是求速胜的“坏心态”遇上了保远胜的“缓称王”，比谁笑到最后，那就一定是“坏心态”给“缓称王”做注脚了。战国末期的赵国名将李牧，战功显赫，一生从未打过败仗。在对匈奴之战中，他刻苦操练士兵骑射技能，小心警戒边境烽火台，优待将士，并制定了应敌军纪：“匈奴一旦来犯，立即收拾物资退回城堡固守，对擅自出去抓捕俘虏的要处斩。”匈奴几次侵犯都占不到便宜，以致匈奴和赵王都认为李牧怯战，直到几年后匈奴大举进犯，被李牧的精兵强将一举围困，斩杀十余万。随后十余年，匈奴不敢靠近赵国边境。李牧不求小胜，苦心营谋，始终坚守相持之道，长期示弱并暗中训兵以待，忍用几年工夫终决一胜，可谓千古绝唱。日本侵华狂妄一时，失败是必然结果。但是，对日军的作战，也有一个正确地判断形势的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基于对“全部基本要素”的研判，发表《论持久战》，阐明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实际上毛泽东持久战的思想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得出“中国红军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的论断，并将其规定为“我们长期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之一”。这一清醒的判断和决定，为防范“左”倾冒险主义者们葬送革命力量以及在持续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保证红军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孔子的“毋欲速，毋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与孙子的战争已发生时应力求拙速，而不可巧久的思想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持久为胜、不求速胜的这一战争本质规律。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军，以及梦想着打到鸭绿江边吃圣诞火鸡的美军并没有什么不同，过度的狂妄必然导致迷信蛮力而疏于谋略，一旦陷入战争泥潭也只能徒叹奈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