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痒不着何曾益，入木三分骂亦精。”如郑板桥言，有些稗官野史虽非信史，但其讽之精刺之深，读后总是让人笑而思之。

这里说的是一位望子成龙的太守，日日以孔孟之道课之以子。其子倒也聪慧，四书五经无不倒背如流。一日太守不在家，有人登门送来银两，以托办事。儿子以平时受教圣贤之言拒其赠，而诺其事。太守归来，愤而斥之：“此为人前语，说说而已，如何能真做。”

后来事情还是勉强给办了，那人当众称誉太守家风之高亮，其子忙止曰：“我把可说不可做的人前语当真，已被家父责罚了。”众愕然。太守闻之更是大怒：“此为人后言，岂能道于人前。”

“事或云无，理所必有。”故事固不可考，但从古至今，惯以“人前语”和“人后言”处世做人、甚至居官为政者，又何曾绝迹灭踪。现实中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生活里的“两面人”“伪君子”难道我们还见得少吗？

文学评论家告诉我们，中国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君子文学，君子与小人的冲突是中国文学矛盾冲突的主要形式。文学源于现实，这里说的小人并非官职地位的低微，而是人格品行的卑贱。譬如，最终使得大宋江山“三分天下二分亡”的蔡京等“北宋六贼”，皆为权臣，但他们的专擅之术恰恰是口是心非、口蜜腹剑、两面三刀……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人前人后使用两种语言，其实是一种伪装手段。须知，但凡以伪装示人者，必是为了掩饰某种不可告人、见人的目的。譬如中国古代所谓“二十四孝图”中的“郭巨埋儿”，便渗着一股虚伪的森冷之气—为了省下粮食给母亲吃，郭氏夫妇决定将3岁儿子活埋。待挖坑3尺，居然掘出一坛黄金，上面写着：“天赐孝子，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鲁迅先生对此特别“反感”，在《朝花夕拾》中有专论，称其中有“诈”。古人质疑的也很多，如袁枚就问道：“禁儿食可也，弃若儿可也……而埋之何说？”后人分析，郭氏大约是到手一笔不义之财。说破了，“埋儿”是“人前语”，而洗钱才是“人后言”。

问题是，如此一出拙劣的骗局，地方官再驽钝也能识出破绽，为什么还要给予嘉奖和旌表呢？故事发生的汉晋年代，朝廷宣扬“以孝治天下”，这也就成为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前语”；而掖着藏着的“人后言”，则是邀政绩、抢彩头的“好名之弊”……

“人前语”与“人后言”不仅流行于世间，天上的神仙们也未能免俗。文学名著《西游记》里唐僧师徒4人历尽艰辛来到灵山，可取经时因“不曾备得人事”便被用无字的白本打发了。官司打到如来那里，神佛们的“人前语”无非是经历磨难不够等等，而“人后言”却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忒卖贱了，后人当饿死矣。”你看，佛法亦有边，更何况人乎？

人前人后两种语言语境的转换，其实是一种陈腐的文化体系。比如“见人先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等出现于明清两代的市井俗谚，就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的文化脉络和精神状态，被黑格尔准确地称为“理性的狡计”。可以这样说，这种掷心卖眼的“狡计”使用得越多越圆滑自如，灵魂就越“矮化”，内心的阴暗面就越大。

“当别人的灯都灭了，你的黑夜也就到了。”某些小聪明、小手段或许能在生存秩序和人际关系中一时占得上风。但是，“我能往，寇亦能往”，一旦工于心计、尔虞我诈成为通行的为人处世规则，一旦社会的信任半径近乎为零，你焉知自己身后有无暗箭、脚下是否挖坑呢？

我们知道历史学家克罗齐深刻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面对种种“人前语”“人后言”，他的另一句话同样深刻：“生活的智慧告诉我们不要沉溺在无益的欲望中，思想的智慧警告我们不要沉溺在虚伪的荒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