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吏部尚书晏景初为一士大夫作墓志，写完后给才女朱希真看。朱看后说：“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晏苦苦相问，朱才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晏遂增“藏于家”三字。

“有文集十卷”，实际上并没有问世，存在不存在都很难说，只好语焉不详，模糊处理。“不行于世”，蕴含着不被社会所接受的意思，言下之意水平太低；“藏于家”，就有了不慕名利、孤芳自赏、不屑于发表的隐士清高作风，无形中借子虚乌有的文集十卷，把死者给抬高了。

《渑水燕谈录》也记载，宋太宗时的进士胡旦，文辞敏丽，名闻一时。晚年患眼疾，闭门闲居。一日，史馆共议作一贵侯传。其人少贱，尝屠豕。史官以为讳之即非实录，书之又难为辞，相与见旦。旦曰：“何不曰‘某少时尝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之志’？”一个杀猪的，竟然与“天下之志”联系在一起，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古代的士大夫阶层中，凡稍有些权势名望的，多有著书立说之癖。曹丕在《与王郎书》中就写道：“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然而，这世上享闲情、蕴文采、遗华章者毕竟是少数。于是，那些达官贵人死后，儿孙们多喜请当时名士，为之撰写一篇有分量的碑文，表其一生之德行功绩，以求万世不朽。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些名士收了人家的“润笔”费，溢美之词不可免，显贵遮丑是必然。散文大家韩愈就曾写过不少肉麻的墓志，被诗友张籍讥讽为赚的是“死人钱”。怪人刘叉曾把韩愈的金银拿走好几斤，并说：“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所以曾有这样的顺口溜：“韩退之，柳柳州，苏东坡，欧阳修，当时墓志做多少，毕竟门前骂不休。”

“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有一位史家赵逸在《洛阳伽蓝记》中曾概括那些弄虚作假的碑文：“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生民之能事……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清朝诗人赵翼也写过不少违心的墓志，对此内心很是不安，曾作诗自嘲说：“补缀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诸其素行，十钧无一铢。此文倘传后，谁复知贤愚？”

其实，赵翼大可不必为此担忧，一个人的身后名声怎样、群众口碑如何，不是一块墓碑就能立起来的，也不是几行墓志文就能盖棺定论的，关键要看是不是真心为民、实干兴业。宋代《五灯会元》曾说：“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业绩，无需重刊刻于碑记上，自有流传于人口的价值。否则，即便盛文雕铭、文过饰非，也会如白居易所比喻的：“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大功无碑，功在人心；口碑无形，名由人传。好名声，出于众口，是民心的流露，是民意的集成，官职带不来，权力换不来。好口碑，源于实绩，时光磨不去，风雨蚀不掉，金钱买不来，虚夸骗不来。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盛唐三朝宰相姚崇，临终前总结为政经验，只言及“崇实充实”4个字；战国赵括纸上谈兵，让40万将士惨遭活埋。

“名者，实之宾也。”没有实干、实绩、实效作支撑，名声只会是徒有虚名、欺世盗名。人们常忆白居易，是因其留下“一株杨柳一株桃”的白堤；后人铭记包龙图，是因其坚守“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做人信条；今人不忘海青天，是因其践履“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的为官节操。实干家赢得未来，清谈客难得人心。历史，将会永远记住那些勤政为民实干之人。

中国人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共产党就要干为党立丰碑的事。”从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到谷文昌、廖俊波、李保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心为民、鞠躬尽瘁，政绩百姓赞佩，功劳山河传颂。美好蓝图、幸福愿景，只有靠实干才能实现。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把政绩体现在人民的向往中，把功德树立于群众的口碑上，自然就会事业立得住、百姓记得住。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