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数教养始自蒙童。现实生活中，无论居家还是出行、会客还是访友、庆吊还是用餐，礼数都无处不在。

乡居之时，十里八村通行年终送肉的习俗。当然，给谁送肉、肉的斤两是有讲究的。按照辈分、序齿，小的给大的送；规矩约定俗成，长两辈者送4斤，其余都是2斤。这就是礼数。倘若该送2斤的送了4斤，受者不但“费思量”，还会把肉退回去。由此可见，礼数是秩序、规矩的体现。

然而，礼数过了犹不及，古今一理。明末章世纯笔下有位金生，他送人牛羊，要给牛羊的角上戴金子、身上穿毡锦。“过为情数，开多责之门，此其与人十金不当一金也。”在章世纯看来，礼数超越了相互的情分，多余的部分就会起反作用，从而见责于人。

礼数具有定亲疏、别同异、明是非的作用。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宾客之间、同志之间，该选择的礼数就不同。如果用错了、用过了，来往就会变味，就会坏了规矩和风气。

宋时，北方民间办红白喜事，有负责仪式者，他们被称为“白席人”。宰相韩琦赴一姻家宴席，就见识了白席人的礼数。宴席上，韩琦从盘子中拿了一颗荔枝，白席人马上高声唱喏：“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荔枝。”韩琦感到不自在，便将荔枝放回盘子，白席人又高呼：“资政不吃荔枝了，请众客放下荔枝。”韩琦无奈地为之一笑。

过礼数者，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有一则谈道，田白言曾与朋友扶乩，请来了宋末隐君子山民。正谈论间，外面忽传某客某客到了，山民闻声遁去。他日复降，山民解释：那天到的两个客人，一个世故太深，“相见必有谀词数百句”，不如避之为佳；另一个心思太密、礼数太挑，对别人的话字字推敲，我耐不住这种苛求，“故逋逃尤恐不速耳”。鬼之言，人之事。山民的感受，合乎情理。

“礼数多者，人必险陂”，这个判断或有失偏颇。但不难推断，有意给别人过度礼数的人，要么认为“礼多人不怪”，要么心里装着小九九。这种情况下，情理上通不通，他们是顾不上的。而对别人礼数过于苛求的人，他们认为“人敬我我乃荣、人不敬我我即辱”，不怕别人礼数过而繁，就怕为人所贱。事实上，无论哪一种，都脱不开虚荣、矫情，都是丢西瓜、捡芝麻。

前往广东查禁鸦片的林则徐离京赴任时，曾发出一道公文：“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需索者即须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禀遵毋违。”字里行间，正气浩然。以法的名义，拒绝奢靡的、不必要的礼数，凸显了林则徐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的过硬操守。

“夫涧中之鲋盈尺，而人以为大；江中之鳝数尺，而人以为小。”小溪里一尺多长的鲫鱼，人们以为已经很大了；江海中数尺长的鳝鱼，人们却认为还能更大些。这就是度，它根植于人的内心，在一定群体中刻度大体相同。礼数有度，使用的时候，万不可因一己之私突破它、超规格。

大家都能看到，这些年，军营的“礼数”也在变化。下基层调研，减少陪同、简化接待；领导干部履新，简化迎送、不搞宴请；办公开会，少了鲜花、撤了毛巾。礼数更清爽、更规矩，不仅带来了风气的向上向好，也有利于部队把精力和物力用在“刀刃”上。实践证明，把礼数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于人于事都有益。

礼数更清爽、更规矩，不仅带来了风气的向上向好，也有利于部队把精力和物力用在“刀刃”上。实践证明，把礼数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于人于事都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