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战略筹划关乎国运，纵观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之路，战略筹划得当通常是一国由弱向强的起点，战略筹划失策往往成为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美国在短短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迅速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背后是国家安全战略谋划的成功之道——精准的战争决策、恰当的地缘政治运筹、灵活的孤立与结盟策略选择。二战后美国数次遭受挫折陷入低谷，国家安全战略谋划失当也是其中重要因素。国家安全战略筹划需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有效维护国家利益。

总体谋划上，追求目标与实力的平衡了吗？战略谋划要遵循国力规定性原理，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与国家实力的匹配与平衡，是战略筹划的重要原则。保罗·肯尼迪提出，国家安全战略筹划要“按照手段或能力确定目标，从而达到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大致平衡，排除目标过高和目标过低的危险，尤其是防止目标超出可用的手段或能力。”建国初期的美国内外交困：对内，中央集权不稳，经济濒临崩溃；对外，英国、西班牙等欧洲殖民帝国在北、西、南三面虎视眈眈，年轻美国的当务之急是远离欧洲纷争，巩固新兴政权。美国先后提出“孤立主义”“门罗主义”战略思想，为美国称霸美洲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战略指导。二战以后，一跃成为超级大国的美国自信心不断膨胀，在实力评估和目标定位上日渐丧失清醒，手伸得越来越长，遏制共产主义传播的意识形态斗争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的核心利益，战略目标与实力手段脱节，最终导致美国在亚洲遭受接连挫败，国家实力一度受损。

手段选择上，避免对战争手段的依赖与滥用了吗？《孙子兵法》有云，“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美国非常善于捕捉战争与和平的时机增进国家利益。建国伊始，美利坚民族就表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多次使用战争手段扩张国家利益。在大陆扩张和海洋扩张时期，美国关于战争决策的突出特点是“打一仗进一步”。从独立战争、第二次美英战争到美西战争，新生的美国不仅给了欧洲列强一个个下马威，也帮助美国用战争手段解决了国家生存发展的战略空间，并最终让美国成功站上了世界权力的顶峰。以二战结束为转折点，美国战争决策从“打一仗进一步”滑入了“得不偿失”之境地。二战后，出于争夺和维护全球霸权的需要，美国多次在力所不及的地方用兵，开始出现颓势和败笔，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都付出了高昂代价。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争决策在经历了海湾战争的短暂理性之后，遭遇了改变美国人集体精神状态的“9·11事件”。这是美国成年以来本土遭受的第一次严重袭击，它造成了美国人的集体不安全感，此后美国战争决策再次走形。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表明：它能赢得军事，却赢不了政治；能够征服土地，却征服不了人心；它能赢得战争，却输掉了中东地区的和平。“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却不应成为“战争的继续”，否则难免走入“兵久国害”之困境。

外交运筹上，构建更具包容性的伙伴关系了吗？布热津斯基指出，“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覆盖全球的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二战后，走出孤立主义的美国按照地缘政治学家斯皮克曼的设想布局欧亚大陆，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等全球范围内一系列双边及多边安全条约，奠定了战后美国联盟体系的基石和框架。两极结构解体后，联盟体系保留至今，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近年来，美国企图进一步整合其在印太地区的双边安全同盟及伙伴关系，构建一个新的印太安全体系以强化地区主导权。作为美国实现其战略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美国联盟战略在帮助美国维护全球霸权地位的同时，也对世界安全产生了负面影响，作为盟主的美国自身也不得不承担过多责任与义务，在全球各地背负起沉重的联盟代价，甚至陷入“抛弃”与“牵连”的联盟困境之中。当今世界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依存状态，更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安全伙伴关系将更有利于建设世界的持久和平。

战略思维上，摒弃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观念了吗？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选择的根基，中国崇尚和而不同，追求和平与和谐的战略文化，在历史上为维护东亚地区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西方部分大国受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浸染，在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上表现出二元对立倾向。亨廷顿曾指出，“从一开始，美国人就是对照着一个不受欢迎的‘他者’来构建自己的个性信条的”。以山巅之城而存在的美国，常把对手界定为自由的敌人。冷战时期以苏联为主要对象的遏制战略导致前苏联解体，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取得了地缘政治优势，但是，遏制战略导致美苏之间的全面激烈对抗和无节制军备竞赛，同时也消耗了美国自身国力，西欧和日本一时成为冷战的赢家。从全球范围看，冷战也加剧了国际矛盾与世界动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与后果。遏制战略虽已成为历史，但美国遏制战略产生的思维定势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改变。新时期，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面对不可逆转的国际力量多极化趋势，只有走出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势，坚持更为普遍包容的国家安全理念，才能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创造更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