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敏居官，是职分所当然。肩上挑着担子、扛着责任，就必须远离疲疲沓沓、松松垮垮，牢固树立“此心不敢不尽，此身不敢不劳”的意识。否则，岂不成了公堂木偶？

天天扎在庄稼地里，日晒雨淋便视若平常。有个两年不下地，日头底下就蹲不住，飘些冷雨就受不起，肩挑手提更是不知退回去多少。这种变化，外出务工的农民有深切感受。难怪老人慨叹：放下的锄头拿起难。

“人心一息不可纵逸，闲散既久，毛发微事便自不堪。”勤，源之于心，见之于行。人只有惯于勤，才能吃苦习劳，干得了事、干得成事。否则，遇上苦事累活就胜任不了。放下的锄头拿起难，庄稼人如此，为官从政更应有所警醒。

雍正处理朝政，自早至晚，少有停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政事，晚上批览奏折。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也是孜孜以勤慎自勉，正如他在一首七律中所说的：“独览万几凭溽暑，难抛一寸是光阴。”雍正自身勤勉忙碌，对臣下也作此要求。《清稗类钞》中记载，刑部大门曾悬挂一块匾额，雍正悄悄派人取了下来，刑部无人知晓。

御门听政之日，雍正问刑部大臣：“你部有无匾额？”刑部大臣回答：“有，大门上挂着呢。”雍正听罢，命人将匾额抬出来，训诫道：“匾额在这已经很久了，你们竟未察觉，可见平日里很少入署、疏于公务。”这里，雍正批评的就是慵懒懈怠的坏风气。

人很容易偏向闲适，尤其是肩上担子还不重的时候。嘉庆年间，四川一些候补官员闲来无事，聚在一起玩叶子戏，即使客人来访也拒而不见。蒋攸铦到任四川总督后，决心治一治这股歪风。

借一次与属吏见面的机会，蒋攸铦把候补官员留下来，笑语：“诸君无案牍劳，以叶子偶尔坐遣，未尝不可。然频频为之，则伤财失业，作无益害有益……诸君行将握篆，与其为无益有损之事，曷不先将律例留心观览乎？”他与诸人约定，一两个月后就律例提问，谁对答的好，立即委任；否则终身不用。自此，无人再敢嬉于博。

不勤，则一人之逸，百人之劳。《居官日省录》有言：“我之欲寝也，曰得无有立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无有跂而望归者乎；案牍之留也，曰得无有藉以为奸者乎；狱讼之积也，曰得无有久系冻饿者乎。”每一个官位都因事而设，都连着一副担子。贪图安逸，把担子扔在一旁，就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受累。

在古代，断狱关乎辨黑白、顺人心、纯民风，是府衙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官员不勤，没有效率，就危害无穷。老百姓遇上狱讼之事，不免工商旷业、农佃雇替。差房之应酬、城寓之食用，处处需要花费，待事情完结，已是家财耗尽。有的甚至因为长期羁留，受饥寒、生疾病而致死。官若肯勤，何至于此？由此不难看出：怠之祸人，甚于贪酷。

北宋时，罗适曾任江都县令。凡是与民便利的事，他都悉心谋划。荒旱则设法引水，水患则筑堤捍御之，又让老百姓多种桑麻，遇有争讼总是快速办理决不滞留。罗适每天从黎明忙到深夜，有人讥笑他：“你这个官当得太辛苦了！”罗适说：“与其把担子推给属吏，使百姓呼无所应，还不如自任其劳，让百姓无不平之怨。”不数月，江都便被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

干事业不畏辛劳，这是胸怀大局、境界高远的体现。隋朝仆射高颍临睡前，总要用盘子装些粉置于床侧，想到一件公事，就记在上面，天亮后则抄写下来，入朝行之。梁武帝兴师北伐时，徐勉参掌伐魏军书，由于工作繁重，他动辄几十天才回家一次，家犬对主人陌生了，往往群吠不止。类似的人物画像，我们脑海中不妨多装几幅，回味起来既增修养，又得鞭策。

“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但问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这是清代余云焕撰写的衙署大堂楹联，倡导的就是既干净、又干事。勤敏居官，是职分所当然。肩上挑着担子、扛着责任，就必须远离疲疲沓沓、松松垮垮，牢固树立“此心不敢不尽，此身不敢不劳”的意识。否则，岂不成了公堂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