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情翻旧账，沧桑有迹认残灰。”披览那些消散在岁月风烟中的尘冥“旧账”，总有一些章节让人感到似曾相识。

武则天时期号称“君子满朝”，先后任命过70个宰相，上了史书的就有60多人。其中，成语“唾面自干”的发明者娄师德，虽然政绩不多，可留下的故事倒是值得一说。

其时，大约是因曾出家佛门的经历，武则天多次下令禁屠宰、禁荤腥，弄得嗜肉者叫苦不迭。一次，娄师德奉命赴外地考察，吃饭时见餐桌上居然有羊肉，就装模作样地呵斥为何违反禁令。官吏说，羊是被狼咬死的，不违禁。娄师德闻之，不禁脱口而出：这狼好懂事。接着又端上一条鱼，娄师德再斥之，官吏还答是狼咬死的。娄宰相急得直骂：真笨，咋就不会说是水獭咬的。

倘若是普通人，为图口腹之欲诌几句瞎话倒也罢了，可娄宰相此行，原本就是来督查“禁屠令”的啊。这位宰相有个绰号叫“官油子”，油就油在他把“合情合理”地说假话、听假话当作一种“涵养”，自有一套将谬言谎话编得自圆其说的本事。无论当朝后世如何诟病，他偏偏在包括狄仁杰等名相都被囚的囚、杀的杀的险恶官场中，优哉游哉地混了两朝宰相。

“天下多有不平事，世上难遇有心人。”无论古今中外、江湖庙堂，虚话谎言、不实之词，从来都是被排列在种种恶习孽行的前列，从来都是作为检验人品德行的重要标准。但遗憾的是，马克思所痛斥过的“虚伪欺人的江湖话”，以及“两面人”“阴阳话”，不仅从未断绝，而且长期以来都是仕途财路的通行证。朱熹当年就很丧气地对弟子私言之：“千五百年之间，尧、舜、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有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

假话的重要特征是大而空，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但常常押韵合辙、朗朗上口，形成了一套“等因奉此”程序化的术语。就连清朝最后一个皇太后裕隆（宣统之母）被赶下台时所写的文章，也没有忘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迫之文里，转一通骈偶之体：“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通篇皆虚字，据说袁世凯看后连说“荒唐、荒唐”。

但凡假话，大抵都装扮成了漂亮话；善假言者，也多为伪君子。就如罗素所说：“先在下意识中欺骗自己，然后又想象自己既诚实又有德。”《三国演义》中，刘备在被曹操追杀时，先自逃上了船，见后面赭衣塞路，从新野一路跟随逃来的老百姓尽在曹兵马蹄下，于是大哭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生何哉！”还“欲投江而死”。著书人笔下这番浮夸虚假的描述，显然是为了支持刘备仁德宽厚的“人设”，但却被鲁迅先生犀利之笔戳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按照哲学上“自发秩序”的说法，人的言与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关联和互动关系。中国古代对官吏有廷杖（俗称打板子）制度，用以处罚那些犯了错误的朝臣。可在明朝，很长一段时期内，官员上朝时居然可以带着厚厚的棉裤毛毡，挨板子时允许先层层包裹好，之后才行刑。这样做，看来很宽厚，可问题是既然“天子之怒”尚且可以如此随意地“走过场”，满朝文武难免不与之“互动”，“自发”地默认和仿效，使得弄虚作假之风成为一种官场规则。如此一来，明朝吏治腐败堪称封建王朝之最，也就不难理解了。难怪后人有此置评：“至其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旧时戏台有一楹联写得透辟：“为奸为忠昭然明鉴，入情入理莫作闲看。”说古当然是为了论今，历史从来都没有成为遗迹，自然应当“莫作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