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师史馆的邂逅，是一月中旬的一个雪天。探亲的日程上本来没有这样的安排，在营区走着走着，突然被楼眉一排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十分鲜艳夺目的大字所吸引：走遍新西兰，听从党召唤。新来乍到，“新西兰”这个奇特的词语组合，倏然让人为之心动。

顾名思义：新，代表新疆，此时此刻我们脚踩的这方土地，一代又一代戍边官兵在这里挥洒汗水、奉献青春；西，当然是指素有“世界屋脊”之誉的西藏，我任职时曾三次赴山南、日喀则、昌都等地采访，至今想起边吸氧边行进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兰，不仅指兰州市，还泛指原兰州军区驻守的区域，“西北望，射天狼”，我有幸在原兰州军区空军基层部队度过十载难忘的青春岁月，那是一部永远在续写的士兵日记。

“楼里是什么单位？”我问。

一名叫李康的年轻军官答：“是我们师建的师史馆。”

博物馆纪念馆看过不少，师史馆很难有机会见识。“走，进去参观参观！”

我们来对了。

步入正门大厅，三尊栩栩如生的伟人雕像映入眼帘。一队来此进行主题教育的官兵，正庄严地举起右手，向革命先辈敬礼，表达他们发自内心的钦佩和崇敬之情。

《陕甘星火创雄师》展厅，红军师的历史掀起帷幕：这支威震天山、声名赫赫的英雄部队，星星之火缘起于刘善忠、高朗亭等四人“智取当地民团六支步枪”成立的延川游击队，随后编入红26军。正是由于陕北红军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壮大革命力量，一举粉碎了蒋介石数万兵力向陕北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才使深陷困境的毛泽东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得有关信息，果断做出“到陕北去”的英明决定，从而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和走向。

“陕北红军救中央”。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尽，历史的脚步却依然在这个师史馆回响。在历史的回响中寻觅先辈们的足迹，他们在民族解放道路上谱写的英雄诗篇，已成为拨动军内外参观者心弦的时代强音。

1949年7月，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城市攻坚战——兰州战役打响。

70年前的一场战役，无论我们今天怎样形象地描述，都不可能还原其场面的宏大和战斗的惨烈，只能从陈设的一些图文实物中揣摩其当时的规模和气度：血战沈家岭，全师与敌人鏖战14个小时，有539名官兵壮烈牺牲，1376名官兵负伤，歼敌3327人，拿下了号称“攻不破的铁城”，扫清了解放甘肃西部、西进新疆的通路。一帧帧战斗场面的照片虽然已经发黄，一幅幅电脑还原的画面仅仅只是图像，却散发着浓烈的硝烟的味道。

可爱的孩子们围拢一堆，轻声诵读着一个个曾经威震敌胆的名字，然后排成队形，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孩子们难以记住墙上的每一个人，但他们会记住：今天的中国、今天的生活，是成千上万的先烈用他们的生命和热血浇灌出来的。

我仔细查看，我们子长籍的将军有贺吉祥、贺晋年、高维嵩等，他们都是战争年代的英雄。我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高维嵩坚毅的脸庞上，不仅因为他是红军师的首任政委，还因为他的子侄与我的父辈相熟。曾任原兰州军区副政委的高维嵩，1985年去世、享年68岁。这位开国少将的孙女高秀琴和我妹妹是同年级同学，打小在子长老家上学、生活，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又在子长待业几年。提起此事，家乡的人都会说：“高维嵩当了那么大的官，娃娃儿子没沾上一点光。”那个年代的高级将领啊，廉洁自律得让人肃然起敬。

从红军时期移交下来的2930块银元，是红军师官兵“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历史见证。这些银元历经八九十年人世沧桑，现在一块不少地陈列在师史馆。2014年4月29日习主席参观师史馆，在一件件实物、一幅幅图片前驻足观看。他语重心长地对部队领导说，你们开展的“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建设，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这个做法很好。要发扬光荣传统，永葆老红军政治本色。

什么是血脉传承？这就是血脉传承！

一张早已泛黄的《解放军报》陈列在《进军西藏建奇功》单元里，大版刊登长篇通讯《红旗插上邦迪拉峰》，出版日期1963年9月12日，作者署名杨子才、郑文殊。

一种发乎内心的亲近感油然而生。解放军报社是我供职30多年的单位，可以说《解放军报》赋予了我一生的荣耀。而在中国新闻界大名鼎鼎的杨子才，则是30多年前力荐我调入解放军报社的关键人物，他于我有知遇之恩。

迫不及待地打通杨总编的电话，这位年逾九旬的老报人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的情景。杨总编告诉我，他当时是《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组长，32岁。因为年轻，被派驻西藏执行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采访任务。

历史留下了这样的记录：红军师部队在人均负重60斤以上的条件下，经过7天7夜，连续行军作战250多公里，深入敌后180公里，翻越了5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雪山，12座海拔近4000米的大山峻岭，提前50分钟完成了边境作战“断路切尾”任务。

杨总编向我补充了这样一些细节：八连官兵在原始森林里迂回时，没有水喝，喝马尿，喝自己的尿，不知有多么艰苦。他们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绕到敌军背后，和兄弟连队一起打响战斗，最后迫使敌军前线总指挥扔下自己的小汽车，从一条小路逃跑。

杨总编说，他是南方人，长期在南方生活工作，在西藏边防采访的几个月，高原反应十分严重，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经历九死一生。

我惊喜地发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最具人民军队风范、最能体现当代军人气度的口号，出处竟然是在这里。1963年2月19日，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在北京向毛主席汇报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情况，当他说到“这次我参战部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英雄主义气概，打了一场大胜仗”时，毛主席高兴地站起来说道：“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又说，这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者叫做政治军事仗。”

几乎每个展厅，都有拨动心弦的故事；几乎每个篇章，都与我的距离很近。在此恕我不能一一赘述，仅记录几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作为我们进一步熟悉和尊崇这支英雄部队的依存：

1979年4月，红军师奉中央军委命令，从西藏移防至新疆。全师沿川藏、青藏两条线路向火洲吐鲁番开进，经藏、川、陕、甘、青五省，于同年7月8日全部到达各驻防点。在房无一间、瓦无一片的条件下，广大官兵顶烈日、战酷暑、冒风沙、斗严寒，在广袤的戈壁滩上安营扎寨，演兵天山南北，备战春秋冬夏，圆满完成“御外稳疆”任务。

1988年12月7日，经军委机关审定，原兰州军区党委正式批复确认红军师的名号和历史地位，同时确认31团、32团、33团为红军团，21个基层连队为红军连队。一帧帧照片，一盘盘录像，记录下了“红军师庆祝大会”的隆重盛况。

接下来看到的一部分事迹并不陌生，因为那时我在编辑部负责编发部队支援地方经济建设方面的稿件。展板上的叙述简练而概括：1994年至2007年，红军师17次参加大西北光缆施工任务，出动兵力37700余人次，完成4400余公里通信光缆的挖沟、架设、维护任务。其中亚欧光缆施工线路总长800多公里，有350多公里属大风区、无水区或高海拔区，石头、沙砾、盐碱盖，土质奇硬。原总参谋部通信部称赞他们：“创造了中外通信史上的奇迹。”2001年至2003年，红军师还在库尔勒、哈密的大漠戈壁滩上，承担了200公里“西气东输”伴行道路施工任务。其中在气候极其恶劣、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周边施工长达4个多月。

我想起了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人民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而且也是工作队和生产队。习主席在视察驻疆部队时更是强调：“要发挥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作用，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毫无疑问，这支部队“艰苦奋斗、开拓进取，热爱人民、甘于奉献”的精神，仍在不断续写，仍在发扬光大、薪火相传。

近年来，红军师的发展建设乘着新时代军队改革的列车全速前进，他们应战而生，向战而行，年年围绕打仗这一神圣使命完成各项演训任务，在上级举行的各项考核中均取得优异成绩，不断将“军事训练一级师”的无上荣光镌刻在新的伟大征程中。

当我看到他们万人千车开进康西瓦地区开展高原使命课题训练的照片，耳畔顿时响起“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的《英雄赞歌》；当我看到他们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7”（库尔勒赛区）夺取的冠军奖杯，心中由衷地为他们“长攻善守，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点赞叫好；当我看到他们2019年1月上旬参加全军开训动员时斗志昂扬的场面，浑身上下都有一种被坚不可摧的信念和不可战胜的力量所击中的战栗和震撼。

“走遍新西兰，听从党召唤”，这是红军师恒久不变的师魂。这支部队永远前行在奋进的路上，因为他们曾经的辉煌，因为他们肩负的重任。而让我感慨不已的是，无论他们走多远，无论是跨越万水千山，还是搏击惊涛骇浪，都与我这个老兵的距离如此之近，近到我时刻都能倾听到他们的脚步，时刻都能感知到他们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