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为了这件事，做了一辈子。这是何等的人生境界！

“一事精致，便能动人，亦其专心致志而然”。一鸣惊人的辉煌背后，往往是一场漫长而寂寞的奋斗长跑。惟其笃定“一”、做好“一”、精于“一”、坚守“一”，方能“一事精致”。

“我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火炸药的研究。这是国家交给的使命，必须完成好！”这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泽山院士的人生誓言。

王泽山，1935年出生于东北吉林市。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有一幕令其刻骨铭心：一个同胞在逃亡时被日军炮弹炸断了腿，亲人撕肝裂胆般地嚎啕大哭。1954年，王泽山报考名校哈军工时，强烈的家国情怀促使他选择了当年最冷门的专业——火炸药。

从那时起，王泽山便与“这一件事”结下不解之缘。60多年里，王泽山的头脑像一部“永动机”，不停地运转着。一次，他去北京某研究院参会，由于一路苦思冥想正在攻关的课题，竟然从南门进院径直走到北门，当被门卫拦住时，才顿觉自己“白走了一段路”。凭着这种如痴如迷的烧脑，王泽山攻破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低温感含能材料、远射程低过载等式模块装药技术等世界性难题，成为我国科技界罕见的“三冠王”。

干事创业，谁不希冀得到鲜花与掌声？攀登高峰，谁会放弃一步之遥的唾手之功？但为了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一件事”，无数报国赤子甘于舍一生之名、弃一世之利，而奋力建千秋之功、立万世之业。

“两弹一星”元勋、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在1956年，就已在国外实验室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对此，他的学生、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评价说：“这是中国人的伟大发现。”有权威人士预言，未来诺贝尔奖的鲜花将会捧给王淦昌。但回国后，当国家需要王淦昌改变研究方向，去秘密研制“上不能告父母、下不可告妻儿”的核武器时，他毅然表示：“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化名为“王京”，神秘地“失踪”了近17年。

那一天是永载史册的国家记忆，也是王淦昌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许，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一颗硕大的火球怒吼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托起一个蘑菇状的滚动烟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惊世爆炸成功！

隐姓埋名数十年后，王淦昌无比感慨地说，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为国家研制核武器，这个名是最大的名，这个利是最大的利。

哲人有言，一辈子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件事”，是一种仰望星空的高远境界、一种默默燃烧的生命奉献、一种忘我无私的博大情怀，需要舍弃个人功名，还要割断对亲情、友情的绵绵眷恋。

1958年的一天，一个精通造船设计的年轻人接到上级电话指示：去北京某单位出差。说去即去，一去就是30余年，完全与亲友断绝联系。在荒岛的漫漫岁月里，他与世隔绝，呕心沥血地研制国防利器。

他，就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研制核潜艇谈何容易。赫鲁晓夫访华时曾傲慢地放言：“核潜艇技术复杂，造价昂贵，你们根本搞不了！”此后不久，毛主席掷地有声地回应：“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为了做成这件“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大事，黄旭华带领团队“十年磨一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1970年12月，实现中国首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81年4月，实现中国首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下水；1988年9月，中国核潜艇圆满完成水下发射运载火箭……

从30岁刚出头的英俊青年，到两鬓斑白的62岁老人，当黄旭华回到阔别30余年的老家时，望穿秋水盼儿归的父亲早已辞世，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喜极而泣，抱着他泪如泉涌……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蕴含的那种沉潜事业、孜孜以求的执着，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拼搏，淡泊名利、忘我奉献的情怀，是强军兴军的一面精神旗帜。高扬这面旗帜，在一棒接一棒的接力奔跑中，燃旺奋斗激情，我们必能拥抱强国强军的伟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