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为了这件事,做了一辈子。这是何等的人生境界!
“一事精致,便能动人,亦其专心致志而然”。一鸣惊人的辉煌背后,往往是一场漫长而寂寞的奋斗长跑。惟其笃定“一”、做好“一”、精于“一”、坚守“一”,方能“一事精致”。
“我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火炸药的研究。这是国家交给的使命,必须完成好!”这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泽山院士的人生誓言。
王泽山,1935年出生于东北吉林市。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有一幕令其刻骨铭心:一个同胞在逃亡时被日军炮弹炸断了腿,亲人撕肝裂胆般地嚎啕大哭。1954年,王泽山报考名校哈军工时,强烈的家国情怀促使他选择了当年最冷门的专业——火炸药。
从那时起,王泽山便与“这一件事”结下不解之缘。60多年里,王泽山的头脑像一部“永动机”,不停地运转着。一次,他去北京某研究院参会,由于一路苦思冥想正在攻关的课题,竟然从南门进院径直走到北门,当被门卫拦住时,才顿觉自己“白走了一段路”。凭着这种如痴如迷的烧脑,王泽山攻破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低温感含能材料、远射程低过载等式模块装药技术等世界性难题,成为我国科技界罕见的“三冠王”。
干事创业,谁不希冀得到鲜花与掌声?攀登高峰,谁会放弃一步之遥的唾手之功?但为了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一件事”,无数报国赤子甘于舍一生之名、弃一世之利,而奋力建千秋之功、立万世之业。
“两弹一星”元勋、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在1956年,就已在国外实验室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对此,他的学生、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评价说:“这是中国人的伟大发现。”有权威人士预言,未来诺贝尔奖的鲜花将会捧给王淦昌。但回国后,当国家需要王淦昌改变研究方向,去秘密研制“上不能告父母、下不可告妻儿”的核武器时,他毅然表示:“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化名为“王京”,神秘地“失踪”了近17年。
那一天是永载史册的国家记忆,也是王淦昌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许,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一颗硕大的火球怒吼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托起一个蘑菇状的滚动烟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惊世爆炸成功!
隐姓埋名数十年后,王淦昌无比感慨地说,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为国家研制核武器,这个名是最大的名,这个利是最大的利。
哲人有言,一辈子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件事”,是一种仰望星空的高远境界、一种默默燃烧的生命奉献、一种忘我无私的博大情怀,需要舍弃个人功名,还要割断对亲情、友情的绵绵眷恋。
1958年的一天,一个精通造船设计的年轻人接到上级电话指示:去北京某单位出差。说去即去,一去就是30余年,完全与亲友断绝联系。在荒岛的漫漫岁月里,他与世隔绝,呕心沥血地研制国防利器。
他,就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研制核潜艇谈何容易。赫鲁晓夫访华时曾傲慢地放言:“核潜艇技术复杂,造价昂贵,你们根本搞不了!”此后不久,毛主席掷地有声地回应:“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为了做成这件“一万年也要搞出来”的大事,黄旭华带领团队“十年磨一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1970年12月,实现中国首艘攻击型核潜艇下水;1981年4月,实现中国首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下水;1988年9月,中国核潜艇圆满完成水下发射运载火箭……
从30岁刚出头的英俊青年,到两鬓斑白的62岁老人,当黄旭华回到阔别30余年的老家时,望穿秋水盼儿归的父亲早已辞世,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喜极而泣,抱着他泪如泉涌……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蕴含的那种沉潜事业、孜孜以求的执着,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拼搏,淡泊名利、忘我奉献的情怀,是强军兴军的一面精神旗帜。高扬这面旗帜,在一棒接一棒的接力奔跑中,燃旺奋斗激情,我们必能拥抱强国强军的伟大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