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宋代始，出现铜铁铸钱为主、纸币为辅的买卖方式。这时出现的纸币虽说是“为辅”，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次真正使用纸币，那一张神通广大的纸，凝结着中国“四大发明”的两项——造纸术和印刷术。

元朝在夺得天下后，极有见识地将宋朝的纸币“交会”转换为元朝的“交钞”，既保证了铁骑征战欧亚战场的铸剑制矢、人吃马嚼，也没让老百姓手中的财富因朝代更替而过期作废。所以，纸币开始在民间有效流通。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对纸币有详尽的描述，并将其印造使用过程惊叹为“点金术”。

历史验证着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名言：“纸币不是替代金银的空中阁楼。”好景不长，统治者扩张的狂热，佞臣的贪婪和无知，竟使纸币堕变为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以每年增加几十倍的速度滥发的纸币，无可挽回地导致了经济崩溃的发生。元末，物价开始飞涨，仅米价就涨了上千倍。当时纸币撒在路上也无人去捡，并非路不拾遗，而是这纸头已经失去了价值。

据说那时不管是起义军还是土匪，都只劫军粮不劫军饷——因为满满一牛车的纸钞换不来一袋米；而农民起义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之一，就是让铜钱白银回到老百姓的口袋中。

至明朝，货币系统已经混乱不可收拾，纸钞早就臭大街了，老百姓交易“惟用金银”。在这种“钞壅不行”的情况下，1436年，朝廷决定让纸币退出流通，“朝野率皆用银”。不论是朝廷赋税还是市场买卖，银子构成了实际上的唯一硬通货。由此，中国开启了白银作为主导货币、流通市场几百年的历史。

经济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使用什么形式的货币。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学术专著《白银资本》中指出，1400-1800年间，中国在以白银为货币的过程中，取得了世界贸易体系首屈一指的地位，一度呈现出“钱过北斗，金银遍地”的盛境。然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种繁华的状况和领先的地位为何突然就丧失了呢？

这当然有白银储量不足、市场调控不力等问题，但正如王阳明先生指出的，最大的弊端在于“白银崇拜”造成的人格分裂，使得“相轧以势，相争以利”成为普遍的官场风气。“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各种巨大的矛盾与冲突带来的急剧变化和无序状态，已经远远超出经济和金融问题。当时的河南巡按姚思仁就曾上疏道：“如此，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

明代无论正史还是稗闻，与“白银崇拜”相关的故事不仅多，而且刺心蚀骨。《明史》认为，明朝之覆亡，实兆于此。

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敛财堪称一绝，所谓“天下之财半入私室，半归公帑”。就连一直被他哄得团团转的皇帝，见其纳贿深藏，“金银累其数百万，其它宝货不可胜计”后，也眼红忿言：“瑾负朕也。”于是，刘瑾被诏磔于市，枭其首。当时全国的田赋收入，每年征银为1460万两，而这个擅权仅5年的太监，所藏银子就达2.5亿两，相当于朝廷17年的收入。

还有一个著名的官二代——嘉靖皇帝的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藩，其人虽貌丑体肥且眇一目，可着实嘚瑟张扬。某日，他突发奇想，搞出一个财富排行榜（比福布斯早了近600年），拥有白银50万两者，方有参评资格。最终有17人入选，而他自居第一。更嚣张的是，他敛财存积的银子数量每增加100万两，就要开盛大的酒会派对庆祝，拢共开了5次。如不是被皇帝砍了脑袋，估计还得再开下去……

这些古时的事，让人想起三毛的话：“世上的喜剧不需要金钱就能产生，世上的悲剧大多与金钱脱不了关系。”她说得很文艺，但谁又能否定其现实意义和深刻之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