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郁郁葱葱的林间，一块由当地党委、政府落款的石碑巍然挺立在福建省福安溪北洋马山山腰上。虽经风雨侵蚀，字迹斑驳，但碑文“在陶铸的具体指导下，一九三二年九月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正式成立……”几行字依然清晰可见，似有风云激荡，向人们诉说一段远去的烽火岁月……
1、“咚咚咚……”，一串急匆匆的脚步响彻寂静的大山深处。崎岖的山路虎虎生风地走来一位年轻人，他个头不高，却结实硬朗，孔武有力。来人自称老邱，其实他的真实名字叫陶铸。二十出头的年纪，目光坚定，气宇轩昂。作为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却要化名出行，时不时还回头警觉地看看，留意周边环境。可见当时斗争环境之恶劣。
1930年5月25日，陶铸根据福建省委安排部署，负责营救被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的同志。作为厦门破狱总指挥，他率领11名同志，分成3个小组，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变强攻为智取，成功营救出狱中被关押的45名革命同志。这次破狱行动前后只用了10分钟，打死6名敌人，而我方无一伤亡。厦门破狱斗争取得重大胜利，震惊海内外，在福建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后来，这件事还被改编成一部名叫《小城春秋》的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当时也受到广泛好评。
陶铸原名陶际华，号剑寒，1908年生于湖南省祁阳县陶家湾。1925年秋，17岁的陶铸怀着远大理想踏上大革命的中心热土广州。次年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从事地方兵运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走上革命道路。他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当过连、营长，虽年纪轻轻却已久经沙场，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胆略。1929年8月，陶铸被党组织派到福建省委工作，先后帮助建立了闽南红军工农游击第一支队，担任过漳州特委书记、福建省委秘书长等职。1932年1月，年方24岁的陶铸担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从此他便与闽东有了一段特殊的情缘。
1932年4月16日，中共中央致信福州中心市委，要求加强对福安、连江两地正在发展的广大农民抗捐税斗争的领导，更要积极组织发动这两县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5月15日，陶铸主持召开福州中心市委扩大会议，对闽东斗争做出新的指示。
会后，陶铸赶赴闽东实地指导和组织武装暴动。
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杨而菖受命，于6月6日深夜巧袭官坂，成功暴动。陶铸接报后于6月11日向党中央报告。6月17日陶铸来到这个与福州接壤的村子，实地考察后吩咐杨而菖：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进可攻退可守，游击队可先在此驻扎。
陶铸返回福州后派人给连江县委送来一面红旗、两把军号、五把朴刀和一百多发子弹。几天后杨而菖根据陶铸指示，带领20名队员在合山护国寺前升起红旗，宣告闽中第一游击支队正式成立。支队以连江官坂、长龙山区为中心向蓼沿、小沧山区发展，开展连罗山区的游击战争。
与此截然不同，此时福安形势却频频告急……
2、“1932年我跟马立峰去福安一个月，福安地方小，那时还不成根据地，可以搞点小斗争。当时市委主力放在农村，先搞武装而后发动群众。我去福安后，与马立峰同志首先把不能回家的十几个同志集中起来，在离福安五六十公里的大山上搞个小队伍。”1959年10月5日，已是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仍把牵挂的笔端伸向了千里之外的闽东，在《闽东初期革命的斗争情况》一文中回顾了这段革命生涯。
时间回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全国，各界群起响应。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带来了新希望。1925年前后，许多在外求学的闽东籍进步学生接受了革命思想。
1927年3月，闽东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古田县特别支部委员会在古田县五保街的一座老宅秘密诞生，由此揭开了当地共产主义运动的序幕。
1931年夏，福建省委派闽西革命根据地和苏区主要创建者之一邓子恢，以农村巡视员名义到闽东开展巡视工作，福安、连江两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五抗”斗争。但由于闽东党组织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对如何根据本地实际组织和武装农民又无正确的认识和对策，因而公开的武装斗争迟迟难以开展。于是，时任福安中心县委书记马立峰急忙跑到福州搬救兵。
显然，福安的情况很不乐观。
点燃连江革命烈火后，陶铸便腾出手来着重处理福安问题。1932年6月下旬，他一路跋山涉水200多公里首赴福安巡视工作。在县委机关一落脚，他就按照事先谋划，着手布置组织农民暴动和建立工农红军的任务。在溪潭马山村郭厝举办党员骨干训练班，帮助县委成员及有关同志认清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并介绍了闽西、闽南开展游击斗争的经验。陶铸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精辟地分析了闽东地区经济政治军事地理位置等方方面面情况，对闽东革命有了清醒的判断。他还帮助闽东党组织总结了福安平粜斗争，连江透堡农民减租抗债斗争得失，批判并纠正党内在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上的右倾保守思想倾向。不论从军事斗争，还是思想政治上，都让詹如柏等同志豁然开朗。
陶铸在福安深山老林风餐露宿待了一个月。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精心调教和锤炼的队伍，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信仰坚定，对革命无限忠诚，作战勇敢，愿意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所以，这支队伍从一开始就具有军事斗争经验和战斗力，成为闽东红军独立师以及随后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六团的骨干。
1932年9月14日中秋前夜，詹如柏、陈挺带领20多名游击队员采取里应外合办法，袭击了陈氏地主民团，发动了“兰田暴动”，缴获了17支步枪和1支短枪，打响了闽东革命暴动第一枪。第二天便正式成立了“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公开打出了工农武装斗争的旗号。分析其战略，不难看出与“厦门劫狱”手法如出一辙。福州中心市委主办的《工农报》特地载文《活跃的闽东北工农游击队》。
一束跃动的薪火渐成燎原之势。
3、闽东革命烈火熊熊，引起当地反动势力的恐慌。1932年9月的一天，国民党海军马尾要塞司令派出海军陆战队，对合山进行“围剿”。由于游击队事先得到消息紧急转移，敌人扑空后便恼羞成怒，在村里大肆杀人放火。福州中心市委接报后在报刊上发表“国民党在连江杀人放火”的报道，向社会揭露国民党军队的暴行。同时陶铸出面通过互济会募捐到一笔钱款及粮食衣被，并派专人送到合山村慰问受难群众。
这次军事行动失败后，国民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在游击队伍中拉拢收买不纯分子，从内部瓦解搞垮游击队。
革命与反革命，忠诚与背叛，沉痛的教训换来的是深刻的思考。陶铸及时总结游击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在市委决议中对如何彻底改造游击队，加强闽东工农武装队伍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意见建议涉及组织、纪律、生活、教育、军事训练等方面。随后，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与第十三支队按照市委决议精神进行了整顿，建立了正规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制度，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健全了游击队特别支部，下设3个小组，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做到官兵平等、政治民主、经济公开，保证了县委对游击队的领导，使闽东地区武装斗争重新活跃起来。
陶铸在领导闽东游击武装斗争中，言传身教并重。1932年12月，他再次深入连江，和驻扎在丹阳山区文朱村的游击队一起爬冰卧雪，指导军事训练，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面对漫山雪景，陶铸即兴吟诗三首，其中一首写道：夜冷风寒热血浮，未除蒋贼恨难酬。随游山顶观飞雪，待看赤旗遍九州。
陶铸精心指导创建的这两支游击支队，一南一北，像一把钳子夹击敌人，搅得福安、寿宁、连罗等地国民党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惶惶不安，但给贫苦农民以希望和鼓舞。或许，这也解开了一直盘绕在人们心头的一个谜：为什么区区闽东千余之众却可牵制国民党十万兵力。梳理这段历史，答案就迎刃而解了。
队伍有了灵魂，就战无不胜。1933年春，闽东各地普遍闹饥荒，陶铸指示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与第十三支队踊跃投入春荒斗争。其间他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根据地不断扩大。
以这支队伍为骨干创建的闽东红军独立师随后就在这块热土上演了又一段以少胜多的革命战争传奇——1934年冬，国民党当局在迫使中央红军北上长征之后，进一步调集重兵，对闽东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残酷“清剿”。闽东特委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带领这支队伍独撑危局，借山高壑深等地形优势，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略战术四处伺机出击，屡建奇功。艰苦卓绝的南方3年游击战争，牵制了国民党十万兵力，也有力支援了中央红军长征。
也正是这支队伍，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带着“百旅之旅”“可做本军表率”的荣光，一路演绎红色传奇，成为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