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夏天，我当兵第一年，娘在没有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和父亲来到部队看我。当我从训练场跑到娘跟前时，娘大吃一惊。她一个劲地看着我，看了许久，然后一把把我揽在怀里，哭了起来，“咋晒成这样？咋瘦成这样？咋累成这样？你不是写信说在部队生活工作身体都好吗？”

看着他们突然的到来，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就问父亲：“你们是咋找到这里的？咋也不给我说一声就来了？我才离开家半年，别的战友父母还没人来过队呢。”

父亲告诉我，是娘想我，想得没办法了才来的。父亲说，我当兵走了之后，娘就天天站在我家院子往东坡去的路口张望，因为我是从那里离家去当兵的，娘就以为我会从那个路口回去。可她等啊等，开始是做好饭了等，后来是不做饭去等，再后来别人吃完饭了她还在等。然后就是在家里不住地念叨我的名字，把我穿过的衣服找出来反复洗。父亲看没有办法了，才按娘的要求，到部队来看我。当时家里没有路费，是把喂的两头还没有长成型的小猪卖掉，拿着卖猪的四十元钱，一路辗转找到了驻地。

那次，娘在连队住了7天。那7天中，我训练时，娘在操场边上看着我；我劳动时，娘在菜地边上看着我；我到监墙上的岗楼里站哨时，娘不能进岗楼，就站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岗楼。我不知道她是否能看清我，但她知道那几层楼高的岗亭上，站着的是她的儿子。

儿子在娘心中是什么分量，我第一次有了切身的体验。后来，我几次写信让娘再来部队看看。娘总说，在部队好好工作，她一切都好，却始终不说来看我的事儿。

直到我入伍十二年后的1991年，娘才再次来到部队。那时，我已调到武警安徽总队政治部工作了。娘到合肥，这是她一生第二次出远门。

这一次，娘明显老了，头发斑白，走路也蹒跚起来，但娘在我面前保持着乐观的精神。每天，我和妻子去上班，娘则帮助我们做饭、干家务。只有到了星期天，我们一家三代人才能到合肥的公园或街上走走。就这样，娘在这里住了两个多月。

突然有一天，娘说她的胳膊抬起时有点不舒服。第二天，我请假带她去武警安徽总队医院检查，结果肩膀下面有个包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住院后的第三天，娘做了手术。手术是成功的，治疗一周后，医生建议到安徽省人民医院做化疗。这时候娘提出让父亲到合肥来一趟，我按娘的想法给父亲写了信。信中没有说到娘的病情，但父亲接到信立即赶到了合肥，他说估计到是娘的身体出了问题。因为5年前做手术时医生就说过，手术后5至8年时间可能会复发。

在做了半个月的化疗后，娘坚持要出院。娘说住在医院里着急。其实我知道她的心思，她是怕我花钱。父亲说：“尊重你娘的意愿，还是出院吧。”

这次娘来看我，在合肥住了半年时间。这是娘平生离家最长的一段时间，而这半年时间是她带着病体出来的。

回家之后，娘再没走出过神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