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帝在登基后第60年，即禅位给嘉庆帝的前一年，发布了一道“制书”，其中有句名言：“士习可验于文章。”意思是说，一个士人的品格、修养、习气如何，可以从他所写的文章中读出来。

人品是文品的基点，文品是人品的表征，通常情况下，两者理应是一致的。做人做好了，文德就有了；文品高的人，人品也不会太差。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他们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正所谓“文如其人”。

但是，若说士习全都可以验于文章，恐怕也过于绝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唐代的宋之问。他以文采华丽而著称，一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流传千古。殊不知，他写的是含情脉脉的诗句，做的却是冷血无情的勾当——甚至，这诗句原本就不是他写的。

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记载，宋之问有一个外甥，名叫刘希夷，写了一首《代悲白头翁》。宋之问看到后，赞不绝口，尤其喜爱诗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两句，知其未传于人，恳求之，许而竟不与。宋之问“怒其诳己，使奴以土囊压杀于别舍”。为了霸占人家的诗，就要了人家的命，人品之恶劣可见一斑。这样的人品，岂是从他的作品中能读出来的？

唐代另一个士人李绅，同样很有文才。他年轻时的作品“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至今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然而，正是这个看似满腔悲悯情怀的李绅，在当上官以后，与发迹之前就判若两人了。

《太平广记》中记载，“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百姓终日惶惶不安，于是纷纷渡江逃难。部下向他报告这一情况，他轻描淡写地说：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那些颗粒饱满的总在下面，而那些随风而去的秕糠，就不用报告了。在他心里，老百姓就是“随风而去的秕糠”，不值一提。读他早期写的《悯农》，岂能读出他后来竟是如此“悯农”的？

宋代的朱弁在《曲洧旧闻》中写道，章子厚与晁秘监，同生于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为馆职，人称“三同”。然而，到了绍圣初年，章子厚当上了宰相，晁秘监“见其施设大与在金山时所言背违”，因而进谒力谏其改正。没想到，章子厚不仅听不进他的谏言，还贬了他的官职。晁秘监因此感叹：“三同今百不同矣。”

这个章子厚，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文章写得一定不错，价值取向也不会有问题。问题在于，他当上了大官之后，还记得当时自己写了些什么吗？他不仅不记得，还不想记得，谁来提醒他，他就打击谁。这种人的品德，岂能从他的文章中“验”出来呢？

在近代，也不乏“人不如文”之人。大汉奸周佛海，写过一句名言：“信仰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做到盲从的程度。”但正是这个人，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要职后，对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仍不满足，而做汉奸从事“和运”，自感“始觉与两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

时至今日，这种人仍未绝迹。北京环境卫生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张农科，另一重身份是“词作者、诗人”，电视剧《长征大会师》的主题曲《信仰的光芒》即由其填词。但正是这个歌颂“信仰”笔若璨花的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事实证明，一个人如果“做得不如写得好”，难免徒留荒腔走板，落得身败名裂。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文当然是要做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道德文章，由心而作。文质彬彬，方可达人。这既需要有外部良好的大环境，更需要有不断加强自我修炼、提升个人修养的硬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