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战略态势进行塑造，是近些年战略学界对主动营造有利于己战略态势的“新”提法，反映了大国战略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各国战略指导者对主动谋求有利战略形势的客观需求。然而，塑造战略态势并不是“新”问题，早在人类战争初期，预先寻求对战争有利局面的谋“形”塑“势”就已有记载。虽然当时的历史环境及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还处于起步阶段，现代战略的理念远未成熟，谋“形”塑“势”也非严格意义上的战略态势塑造，但就其主动塑造意识、塑造思想及塑造手段来说，与当今战略态势塑造问题的核心内涵无出其二。中国拥有五千年的历史变迁、复杂的朝代更迭、丰富的战争实践、众多的民族文化、迥异多样的社会及地理环境，这些客观条件成就了中华民族卓越的战略塑造水准，使得其囊括了几乎所有塑造方法与手段，展现出博大精深的战略思想内涵和令人叹服的战略运用技巧。

多国争霸时，国家多注重军事外交，采取军事结盟结合军事行动的方法塑势。春秋战国时期是这一特征显现的代表时期，“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著名的军事外交战略都是在这一时期被创造出来的。另外，纵横家这一特殊的历史角色也是在这一时期盛行存在的，足见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国家运用军事外交加强军事结盟对国家的生存发展何其重要。多国争霸状态下，各国地缘环境犬牙交错，互相之间并没有太大的战略空间，只有通过结盟才能在短时间内获取较大战略回旋余地，从而有效限制战略对手。同时军事结盟后，即可联合盟国采取军事行动，打击削弱战略对手力量，或迫使对手屈服，从而形成对战略对手的力量对比优势。

完成统一时，国家战略塑势的首要问题是对主要战略方向的正确选择。古代中国的疆域并不固定，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对于传统的华夏区域，历朝历代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比如对于长江以南，深入闽桂滇等地的广大区域，在春秋战国以前往往被认为是蛮夷之地，北方广阔区域被称为戎狄之地，只有黄河流域及中原、华北等地被视为传统的华夏大地。正因为如此，对于完成统一的认识，历朝历代也不尽相同。很多朝代在建立之初并没有实现严格意义上的统一，而是在朝代的进一步延续中完成疆界的扩充与统一，因此也就存在对未统一地区的进攻或者防御问题。而此时，国家只有正确判断外部主要威胁，进而确定为主要战略方向来塑势谋势，方能确保国家的生存发展。比如隋朝建朝之初，隋文帝杨坚面临北面威胁巨大的突厥和南面相对弱小却幅员辽阔的陈国这两大威胁。在经历了战略挫折后，隋文帝终于审时度势地抓住了主要矛盾，确定了“先灭突厥，再图陈国”的战略选择，最终顺利完成统一大业。

和平稳定时，国家的长治久安有赖于正确协调处理边防前沿部署与内部纵深部署的关系。当传统意义上的统一实现以后，中华传统文化并不寻求向外扩张，体现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倾向。在国家处于内部稳定、国泰民安的状态时，其主要战略目标转为通过建立稳固的军事部署来为国家长治久安塑势固基。汉朝、唐朝和清朝在完成统一后，都将屯田作为安定边疆的基本国策长期施行，明朝更是建立了史上最完备最强大的北部边防线。然而，长期的国防稳定却依赖于国家能够保持好边防前沿部署与内部纵深部署的平衡关系。一旦平衡关系被打破，加之封建统治高度依赖“明君强权”，内外矛盾就会凸显。唐朝“府兵制”的破坏间接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盛极转衰；北宋矫枉过正，“强干弱枝”和“守内虚外”的战略指导使得中土之地遭受外患最重、军力最差、国土最狭，屈辱事敌之事也最多。抛开主观因素，这些历史教训客观上都是因为国家没能处理好边防与内部的军事部署关系，失去了战略平衡，没能“立”好“势”、“塑”好“势”。

在塑造军事战略态势上，国家长期的力量积累、战场建设和战场预置是根本保证。扭转力量对比是塑造战略态势的基本目标，而国家长期的力量积累、战场建设和战场预置则是根本保证。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各国之间注重军事外交，不断“合纵连横”“远交近攻”，但明君贤臣都将“富国强兵”作为基本国策，各国也都经历了长时间地改善生产、发展经济、加强军事，才获得了崛起的根本力量保证。管仲治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对这个道理显示得十分清楚。另外，积极进行战场建设和战场预置，对于积累优势态势十分重要。隋朝面对陈国广阔的疆域和南方多水环境，进行了长期的水战准备和水军建设；南宋在南方防御元军进攻时，虽然整体战略无心向北，消极防御，但大量的战场设施和战场预置配合南宋军民的灵活战术和顽强抵抗，使得元军前两任君王虽疯狂进攻但都无功而返，有效缓解了整体战略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