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那场持续了36年之久的“钓鱼城之战”，是宋蒙（元）战争中强弱悬殊的生死决战。成吉思汗之孙、蒙古帝国大汗蒙哥亲率部队攻城，但“云梯不可接，炮矢不可至”，钓鱼城坚不可摧。蒙哥派使者前去招降，使者被守将王坚斩杀，蒙军前锋总指挥汪德臣被飞石击毙。1259年，蒙哥本人也在城下死去。于是，世界历史在钓鱼城转了一个急弯，正在欧亚大陆所向披靡的蒙军各部因争夺可汗位置发生内斗，急速撤军，欧亚大陆的战局由此改写。钓鱼城因此被誉为“上帝折鞭处”，南宋也得以延续二十年。

赵晓梦的《钓鱼城》属于纪事型叙事诗。赵晓梦在史料搜集上是花了许多功夫的。但诗只是诗，不是史学。以诗补史，不是诗人赵晓梦的使命。叙事诗是诗，它的纪事当然就不同于散文的纪事。寻找人性的复杂与美、探索人内心世界的冲突与期盼，是诗人回望历史时感兴趣的天地。情节第一，情节统驭结构是散文；而情味第一，情味统驭结构才是诗。

作为诗的一个品种，叙事诗与其说是在讲故事，不如说是在唱故事。既是诗，魂魄必是情味，诗意、诗境、诗趣由此而生。叙事诗回避过分复杂的情节，简化过分众多的人物，以便给情味以空间。从古到今，叙事诗往往喜欢选取读者早就熟悉的故事，以便在叙述上节省笔墨，把诗行让给情味的书写。单单依照情节发展的干巴巴的叙事，难免会丧失了诗味。

《钓鱼城》的故事并没有依照历史时间的连贯性次第展开，它由攻城者、守城者和开城者三个方面主要人物的内心自白构成全诗,一共三章。

《钓鱼城》语言的光彩令人心动。好多精彩的诗行叫人爱不释手，击节赞赏。这就是宋代王安石说的“诗家语”：诗家语不是特殊语言，更不是一般语言，它是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用薄伽丘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讲话”。

字是寻常字，意却不是寻常意了。这些字不具有辞典意义，因为它们构成了诗家语。诗人的最大无能无非是自造一些艰涩语言，或者直白地说出诗情的名称，而灵活铸造诗家语则是诗人资格的证明，赵晓梦是获得了这份证书的。

诗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能否出现，和诗人营造意象的能力密切相关，意象是诗人深入对象和深入自己的结晶。意象提高了诗的可感性，增添了诗的丰富性。从某个角度来说，意象就是深度。诗是无言的沉默，用一般语言很难道尽诗的情味，国外有人甚至说：“口闭则诗在，口开则诗亡。”克服这种困境的办法就是求助于灵感语言，求助于意象，就是中国古诗论说的：“尽意莫若象”“立象以尽意”。

《钓鱼城》这首长卷的“石头”和“鱼”的意象值得留意。诗人以心观物，在诗中，物因心变，诗的意象就出来了。传说在远古，三江之地洪水泛滥，突然从天上降下来一位巨人，他站在山巅的巨石上面，手执长长的钓竿，从滚滚滔滔的洪流中钓起来无数鲜鱼，让灾民渡过饥饿的难关，这是钓鱼城名称的缘起，这个石头城正在钓起蒙军这条大鱼。

诗中“石头”与“鱼”给全诗增添了简约性和生动性，给读者以辽阔的想象空间，省略了许许多多散文语言。正是“石头”与“鱼”的不精确性带来了诗的丰富性。

“雄视三江”的钓鱼城是英雄之城。世纪初，周谷城先生曾挥毫写下“坚守钓鱼城”五个大字，把钓鱼城那股英雄气和同样需要“坚守”的当今时代接通。我们生活在崇高与卑鄙并存、美丽与丑陋共生的转型时代，难道不需要发扬一股正气，“坚守钓鱼城”吗？

热爱生我养我的祖国，以鲜血保卫母亲的土地，需要“坚守钓鱼城”；以人民的利益为第一选择，抛弃个人私心杂念，需要“坚守钓鱼城”；在诸多诱惑里保持纯净和淳朴，也需要“坚守钓鱼城”。从这个视角，长诗《钓鱼城》述说的岂止只是一个历史事件？诗从来就是一个多面体的艺术，“诗无达诂”，手握这卷长诗，读者将有发挥自己想象力的无限空间。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授、重庆市文联原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