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贵祥：小时候，我经常幻想自己是一个英雄。我最早的崇拜对象是《烈火金刚》里的史更新，他在桥头堡大战猪头小队长的情节，让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后来我参军了，带着英雄梦。第一次到广西前线参战，乘坐火车南下，一路上给自己设计了很多角色，像《烈火金刚》里面的肖飞那样潜入敌人的据点，像《平原枪声》里面的郑敬之那样在敌营里潜伏……当然，这些都没有实现。我的战争生活只有一个多月，仅仅立了个三等功，部队就回撤了。

三年后的夏天，我被提升为排长，秋天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得到即将组建侦察大队到西南边境轮战的消息，我心急火燎地写了一封请战报告并获批准，成为师指挥组成员，除了参加设伏战斗，还因为熟悉炮兵业务被派到友邻部队协调炮火增援。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那个永远难忘的下金厂乡，走过了复杂的心路历程。从二十四岁到二十五岁，从背起冲锋枪、戴上钢盔就热血沸腾的年轻人，到潜伏在密林里的基层指挥员，从排级干部提升为连队指导员，那一年的时间，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体验得更深。想得最多的，还是生存与毁灭、荣誉与耻辱、辉煌与苦难……战斗间隙，我坚持写作，在狭小的房子里，在昏暗的灯光下，争分夺秒，马不停蹄，一共写了十几部小说，其中有六部超过了三万字。战友们觉得我很奇怪，晚上睡觉脱下的鞋子，不知道明天早上还能不能穿上，这个人居然不打牌，少喝酒，有空就写小说，不断遭到退稿，退了再写，这是为什么？

现在我可以回答了，就是因为担心明天不能再穿鞋走路了，我才没日没夜地写作。我那时候想，在前线有那么多宝贵的体验，我得抢在子弹抵达我的脑门之前，把它们写出来。可以说，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我的遗嘱；每一部作品，我都是把它当成遗作来写的；每一部作品，我都希望它能有一个像样的结尾。今天，依然如此。

战争年代写的小说，投向全国各地，多数泥牛入海，只有一个中篇小说《征服》在《小说林》1985年12期头题发表。刊物主编赵润华女士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顺便说一句，最早选用我的短篇小说的《飞天》编辑张素菱女士和赵润华女士均已作古，我从未见过她们，但是我不会忘记她们。没有她们的帮助，我的文学梦只能是梦。

跋涉数年，我终于成了作家，并且获得很多荣誉，我觉得更有责任了。我自己的战争生活乏善可陈，而逐渐集中于抗日战争题材的书写。随着对人和历史的了解逐渐深入，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究其实质，我们的英雄在哪里？

我写过各种类型的英雄，从战将到普通一兵。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对于抗日战争的认知，只是冰山一角，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视野里看到的一隅。

我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穿插》发表在《中国作家》2019年第8期。主人公是一个红军团长、战术专家凌云峰，以善于打穿插而著名。这个人在西路军时期“被牺牲”了，实际上流落民间，开小饭馆度日，后来在前往陕北寻找队伍的途中，遭遇对日作战的沧浪关战役，误入曾经的敌人、国民党军旅长谢谷的部队。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他顶替在该战役中殉国的国民党军连长楚大楚，战功卓著，从连长直至旅长，期间同党的组织取得联系，多次配合八路军“凌云峰”部作战。在最后一战中，他壮烈牺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恢复了共产党员的党籍。

大致方向有了，可是越写越身不由己，直到写了二十多万字，最初设计的主人公易水寒还没有出现，而凌云峰（楚大楚）的故事已经相对完整。此时重新检查思路，才发现这个结构背后还有一个结构，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我走进历史、走进战争、走进那血火煮沸的岁月，让我看到了不曾认知的真实，看到两支军队里面都有我们熟悉的英雄。从这两个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本色，找回了我们的英雄情怀。就这样，一部小说变成了两部，《穿插》之后，它的姊妹篇《伏击》又呼之欲出了。

只有信仰，才能使我们团结一致，从一盘散沙到聚沙成石，众志成城，坚不可摧。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不仅灾难和战争来临的时候需要万众一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我们更加需要万众一心。万众一心则英雄辈出，英雄辈出则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也许命中注定我永远当不上英雄，那就让我好好地写他们吧。

俞胜：徐贵祥的长篇小说新作以“穿插”这个军事术语作为标题，言简意赅，主旨突出。仅从标题来看，既然是写运用“穿插”战术的小说，那么应该不会描写大兵团作战，更不会全景式地描写宏大战争的场面。

果然，小说从微观的个人化视点切入，以“我”的传奇性遭遇为主线。“我”毕业于江淮农业专科学校，是红军队伍里少有的知识分子，“我”在革命中成长，通过鹰嘴岩伏击战、山涧峰防御战、固守西可岭、幻龙崖战斗、百丈关战役，“我”百炼成钢，成为一名作战经验丰富的红军团长，“我”的名字叫凌云峰。“我”在革命生涯中，识大体顾大局，甘于牺牲自我。正因为如此，在三条山防御战中，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为了更多革命同志的安全，“我”主动请缨，视死如归，“在二道梁子当穿山甲，在敌人肚子里穿来穿去”。终因寡不敌众，“我”的队伍被打散，“我”也与部队失去联系，又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我”阴差阳错地成了国民党军官楚大楚，从沧浪关战役一直打到抗战结束，同日本鬼子血战八年，在抗战即将结束的一场战斗中，以少将旅长的身份配合八路军何子非和姚志远的部队作战，以身殉国。

小说对谢谷这个人物的复杂思想、情感作了生动描写。“我”与谢谷本属敌我两个阵营，二人相识于川北那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其中坪。其中坪像一座舞台，作家一开始就让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这个舞台上亮相。初次照面，敌我双方剑拔弩张，气氛很紧张，在开明士绅安南先生的斡旋之下，“我”与谢谷相互克制，相约绝不枪响其中坪。在“我”的眼里，谢谷是一个粗暴、虚伪、装腔作势的反派形象。小说中，谢谷与“我”如影随形，在“我”和他的一次次较量中，“我”对谢谷的看法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懂得了相互欣赏，尤其到了民族存亡的紧迫关头，谢谷让“我”顶替抗战殉国的国民党军官楚大楚。作家这一设置，让“我”的传奇色彩更加浓厚。

“桃木匣子”是小说的一个文眼。“我”与谢谷初识其中坪，安南先生的女儿安屏小姐送给“我”和谢谷每人一个桃木匣子，并交代我们“明天太阳升起才能打开”。这个桃木匣子与“我”经历了不曾打开就丢失、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等传奇。打开匣子时，里面空空如也！匣子里的东西是被人窃走了？安屏小姐究竟在匣子里装了什么？有限几次遇到安屏小姐，“我”总忘不了追问，但每次关键时刻总要“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追问谢谷，谢谷城府深深，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小说中的“桃木匣子”不时搅得“我”寝食难安，“我”甚至想到桃木匣子里装的是安屏对我的情意。但“我”和安屏的情谊一直是唯美的，革命加爱情的创作模式在这里处理得不落俗套。“我”后来终于领悟到，桃木匣子是安南先生送给“我”和谢谷的，他是希望我们兄弟携手一起救这个国家。

徐贵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感觉渗透进人物的内心。他自己也说：“我不能保证，我讲的故事，每一件都是真的，特别是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我哪能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只能跟你说，重大事件都是真的，这是我们那一代军人的真实写照，是我们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