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传承党和人民军队红色基因的《星火燎原》，作为一部回忆人民军队23年战争史的丛书，承载了讲好中国革命故事的使命。

1956年7月，为纪念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活动，出版一部反映我军30年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录文集；由贺龙元帅担任该书的筹委会主任，并在原总政治部设立一个具体领导这个工作的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编辑部”（以下简称“30年征文编辑部”）。原总政治部立即向全军几乎各大单位发出了征文通知。很快，全军成立了将近300多个编辑征稿组，1000多人参与了30年征文的编辑征稿工作，全军几乎所有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都参加到这项工作中。此时的30年征文编辑部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系统一个专门负责征集党史军史回忆史料的指挥部门，既负责全军征文工作的组织协调，又负责全军征文的编辑加工，还要负责元帅、大将、上将、中将等领导同志回忆录的写作。

“征文启事”一公布，很快形成了撰写革命回忆录的高潮。从中央到地方，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从元帅、将军到基层首长，参与写稿的人数成千上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应征稿件3万余篇，经过各级征稿组的层层挑选，送到30年征文编辑部的回忆录文章就有11000多篇。到1966年，征文稿件达8万多篇，送到编辑部的就有4万多篇。

1957年，编辑工作开始。1958年9月，以征文稿件选编而成、命名为《星火燎原》的第1集上下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66年前，除第5、8集的文章未最后定稿，第1集修订本未发行外，其他7本先后与读者见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军委决定，《星火燎原》继续选编修订出版。经过5年的工作，到1982年6月10日，《星火燎原》丛书全部出齐。该书共编入632篇文章，373万字，累计印刷超过700万册。

在30年征文编辑部，反映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的文章都是由原总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亲自审定批准的。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大将以上军队领导同志撰写的文章，或撰写反映大将以上军队领导同志的文章，都必须送呈各位元帅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亲自审定。

从1956年征文到1982年《星火燎原》10集全部出齐，用了26年，主要是这部丛书特殊的组织方式和严格的审查制度，以及严谨的编辑程序决定的。也正因为如此，《星火燎原》丛书10集才达到了在史实上绝无差错、评价分析上绝无偏颇、事件交叉人物关系上绝无矛盾的相对完美。

在那个没有电视、电影也很少的年代，徐向前的《奔向海陆丰》、陆定一的《老山界》、杨得志的《强渡大渡河》、杨成武的《飞夺泸定桥》、吴先恩的《党岭山上》等文章相继在报纸上发表后，当日的报纸都被抢售一空，买不到报纸的读者强烈要求加印，报社只好将有革命回忆录文章发表的当日报纸进行大量加印。有些报社门前、报刊销售点，买报纸的老百姓拿着小板凳排队，队伍延及数里之长。一遇到这种情况，当地派出所民警就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当时的30年征文编辑部无出版权，编辑部书籍出版的联系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便以《红旗飘飘》为书名，将部分稿件先期结集出版。《红旗飘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这种状况客观上为当时全国军事文学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此同时，有些回忆录题材像《红色娘子军》《党费》《杜鹃山（潘虎）》等征文稿，还没等到编辑部结集出版，很多单位就已经把它们改编成电影或戏剧了。这种情况的处置还得益于当时负责30年征文工作的萧华、刘志坚两位领导。他们预见到，这些好的题材如果进行深度的艺术加工，将会对我国文学艺术的繁荣带来推动。因此，他们指示，要把征文中好的题材广泛推向小说、电影、戏剧舞台上。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产生的影响仍然非常大。这部鸿篇巨制《星火燎原》记录的那些老革命家记忆中的生死征途、红色故事，从一个个独特视角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灿烂的历史。

《星火燎原》是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权威、影响最深远的革命战争回忆录丛书。记得第一次翻开《星火燎原》，品读的文章就是杜炳如写的《除夕一课》，文中以口述的方式记述了刘、邓野战军主力挺进大别山后，邓小平同志在除夕夜召开的一次会议。文风朴实细腻，真实再现了战争年代里珍贵的历史片段。在开会的屋子里，李先念对着引火木炭使劲吹、邓小平在旁边用一本书扇火等场景浮现在眼前，特别耐人寻味。随后，我又读了《风雪祁连山》《海陆丰的红旗》等文章，仿佛跟随着作者的回忆，重温了那段激情热血的峥嵘岁月。革命前辈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深感染了我，心中不觉涌起扎根军营、实现青春价值的奋斗热情。——夏董财